“中國化”,這本身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活動,它永遠應當是中國現代文論建設的自然組成部分,或者說是處於這一建設程序中的中國文論家自主而自由的行為之一,等待中國文論家“轉化”的西方文論具有很大的隨機性,一切西方文論的思想都有可能在某一時刻為中國文論家所“調用”。從本質上說,這與“時代”沒有必然的聯係,與“主流”沒有必然的聯係,甚至其原有“流派”的分歧在我們這裏也未必就那麼的重要;同時,對於中國文論家的個體創造活動而言,所謂西方文論的中國化,與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完全也可能是彼此交叉和互補的行為,並沒有什麼必然的區別。
在這個邏輯上,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衡量這些“中國化”最終成果的也不是這些西方文論在其固有體係中的“本義”的保存與再現,我們完全有資格進行符合自己需要文化的“誤讀”,隻要這樣的“誤讀”最後有利於現代中國的文論建設。
“中國化”與中國文藝實踐
討論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問題,我認為還必須提出一個重要的方麵,即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問題並不純粹是一個的理論建構的問題,它還必須充分麵對現代中國的文藝創作實踐。
這裏可能會涉及文論與文藝創作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也是當前中國文論界眾說紛紜的一個話題。
從一方麵看,作為理性大廈的中國文論自身有其自我運行的邏輯係統,它獲得了來自哲學思辨的“形而上”追求的支撐,正因為這樣,也就能夠對具體的創作實踐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然而,從另外一方麵看,文論卻也同時依托於靈動的具體文藝實踐,如果文藝理論的建構不足以解釋和回答中國文藝的諸多現象,它也就失去了向精神領域不斷拓進的可能。然而,問題卻在於這兩個方麵特征卻並不那麼容易協調和有機把握。
眾所周知,在考察20世紀中國文論的發展之時,人們常常覺得現代中國的文論缺乏西方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那樣的獨創性,尤其以當代中國文論為甚。這裏,我們究竟失去了什麼?仔細觀察與思索,我們便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其實我們就是失去了對當下文藝創作的密切關注,至少我們的文論是建立在一個遠離創作事實的困窘境界之中的。
在20世紀中國文論發展的這一整體困窘當中,相對而言,20世紀前五十年的中國文論尚不時靈光乍現,諸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宗白華、李健吾、梁宗岱、胡風、袁可嘉等人的文論至今還常常為人們所提及,這也是因為他們的文藝思想與中國文學的創作活動有著密切的聯係,是活躍的文學創作不斷推動他們的理性思考向著縱深處發展。作為理論家的胡風就是一個例證。與茅盾、袁可嘉等其他傑出的文論家相比,特別是與他糾纏多年的另外一位著名文論家周揚相比,胡風在一係列文論概念上的模糊性與不確切性是比較突出的,但我們卻也發現,這樣的一些理論表述恰恰是得之於胡風本人對當下文學創作經驗的深刻觀察與總結,而模糊性與不確切性也正為他關於複雜創作現象的描述提供了超越一般規範的多種可能性。換句話說,胡風的理論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混沌之處,但它同時也為思考的縱深發展創造了更大的可能。
然而,隨著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的日益體製化,社會的分工卻將這些關注文藝現象的知識分子劃分了開來,其中,熟悉了文論術語“理論家”大都進入了大學校園或專業性的科研機構,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自言自語”的圈子,與創作界日益拉開了距離。依然關懷實際文學創作的則是另外一些從屬於“作家協會”的知識分子,而他們卻又操縱著一套與文論規範並不“合拍”的個人化語言,這些個人化語言雖不乏靈性卻很難進入理論家所認可的“公共空間”,因而也就脫離了中國文論建設的軌道。就這樣,當代中國的文論更多傳達的是學院派知識分子的邏輯演繹,而一旦這些理論的演繹又不能獲得來自中國自身哲學體係的“形而上”的支撐——現代中國的哲學實在是薄弱之至——那麼,它還能剩下什麼呢?恐怕也就隻有翻譯、介紹和模仿西方文論一條道路了!
在翻譯、介紹和模仿西方文論中發展起來的中國現當代文論,其獨創性當然是大可質疑的。
對於西方文論的翻譯、介紹和模仿當然還不能稱作是“中國化”的真正體現。因為,它們並沒有解決中國文論發展的真正問題,也沒有介入中國文藝創作的實際境遇。
今天,當我們鄭重其事地提出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問題,也就必須正視這樣一種局麵。也就是說,所謂“西方文論中國化”與中國文藝創作的良性互動關係應該這樣的:是中國文藝創作的豐富經驗提示著中國文論家思考的方向,又是西方文論的豐富內涵充實著我們思考的形式;中國文藝創作自然“需要”著西方文論,而西方文論的話語也在解釋中國文藝創作現象的時候自然彌漫開來——當西方文論的意念不是以雄霸一方的姿態出現而是作為對於中國文學實際問題的有效解決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說是成功實現了西方文論的中國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