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對於當下創作“問題”的關注，也就使得探討和揭示具體創作過程之中的心理狀態和寫作方法成了現代詩論的主要內容。為了解決當下的“問題”，中國現代詩論將最重要的篇幅留給了“怎麼辦”：胡適詳細闡發了新詩如何做到音節和諧，如何“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俞平伯提出“增加詩的重量”、“不可放進舊靈魂”等方麵的係列建議，宗白華探討“訓練詩藝底途徑”、“詩人人格養成的方法”；穆木天論及“詩的思維術”、“詩的思想方法”；梁宗岱論述“象征”如何創造；胡風的著名建議則是：“有誌於做詩人者須得同時有誌於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真正的詩人決不能有‘輕佻地’走近詩的事情。”所有的這些“怎麼辦”都在各自不同的方麵揭示著藝術創作過程本身的奧妙。與中國古代那些頗受貶斥與輕蔑的技術性“詩法”入門教材不同，中國現代詩論對於詩歌藝術創作方法的這些探討主要是從作者的主體意識、創作心態上人手的，這樣在事實上也就將中國的詩論引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心理學視閾之中。郭沫若早在1921年就提出“要研究詩的人恐怕當得從心理學方麵”著手，出現在郭沫若、俞平伯、宗白華、穆木天、王獨清、梁宗岱、戴望舒、杜衡、朱光潛等人的詩論之中的，是“情緒”、“心境”、“思維”、“潛在意識”、“靈感”之類的字眼，而像俞平伯、朱光潛等詩論家還特別探討了“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心理上個別的差異與詩的欣賞”等接受心理學的問題。從這些方麵來看，中國現代詩論恐怕更接近西方詩論的傳統而與中國古代詩論中那些純粹技術性意義的“詩法”大相徑庭。
4.詩歌的創造性的價值與時代精神獲得了格外的重視。在中國古代，明道、宗經、征聖的文藝思想影響了幾乎所有的文學批評，詩論也是如此。一方麵，中國古代的詩人與詩論家深刻地感受到了來自前人經典的壓力；另一方麵，卻又始終無法理直氣壯地將自己的藝術追求定位在超越前人的創造中，他們的詩歌理想大多隻能在形形色色的“複古”口號中表達，是“宗唐”與“宗宋”的相互糾纏與循環，而當下詩歌的求異性卻並沒有得到有力的肯定與伸張。中國現代詩論在整體上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價值趨向，對於中國現代詩論家而言，如何證明新詩的“新”，如何發現中國新詩與古代詩歌的區別，如何激發和培育中國新詩的“時代精神”，恰恰是他們論述的中心，也是確立自己的研究對象學術價值的基本方式。周作人的《小河》、胡適的《應該》如何表達了古典詩詞中所沒有的“細密的觀察”和“曲折的理想”，中國新詩如何因為“詩體的大解放”而獲得了與中國古典詩歌所“不同”的精神。這是胡適“談新詩”的重要內容，胡適所開啟的在“差異”、“不同”中認定詩歌現代價值的思路可以說貫穿了整個中國現代詩論的發展，盡管像周作人這樣以“舊人”自居的詩論家也“相信傳統之力是不可輕侮的”，但他們都還是首先承認：“中國的詩向來模仿束縛得太過了，當然不免發生劇變，自由與豪華的確是新的發展上重要的原素，新詩的趨向所以可以說是很不錯的。”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聞一多在批評《女神》缺少“地方色彩”的同時，還滿懷激情得讚歎道：“若論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詩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
5.中國現代詩論在超越古代詩論的鑒賞傳統，轉而借助心理學、哲學為自己開拓道路的選擇中，逐漸建立起了一套更具有思辨性和嚴密性的理論體係，從而也與中國古代詩論的概念的模糊含混有了很大的不同。這種理論體係的建立既得益於現代文人對於精密思維的自覺追求——如像胡適將觀察的“細密”和理想的“曲折”作為現代白話詩的時代特征那樣——也是一係列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術語概念輸入的必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輸入的外來術語都最終服從了中國詩論家的極具個體性的理論建構的需要。也就是說，它們往往都失去了其固有的含義，因具體語境的不同而呈現了新的豐富多彩的意義。諸如郭沫若詩論中的“泛神論”，梁宗岱詩論中的“象征”，朱光潛詩論中的“意象”與“意境”，杜衡、李金發詩論中的“潛意識”等等。這樣的個體差異性，也反映出了中國現代詩論家們建構“自己的”詩論體係的努力。
轉換的艱難
超越古代詩論的讀者點評式傳統，建立新的作者式思辨化理論體係，中國現代詩論的這一現代特征追求卻並不是暢通無阻的。這首先就體現在中國現代並沒有建立起一個成熟的屬於現代文化的哲學思想體係，甚至我們也沒有一個近似於西方文藝複興那樣的思想認同的平台。也就是說，真正能夠支持中國現代詩論又具有普遍認同意義的思想與概念我們實在還是相當的匱乏，於是中國現代詩論家更可能由個體意義的差異而走向了某種“不可通約”的現實，中國現代的詩論會反反複複地重複和糾纏著一係列的基本問題而難以自拔，如“平民化”與“貴族化”的爭論，“民族化”與“西化”的分歧，“個人化”與“大眾化”的對立，“格律化”與“自由化”的歧義，“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取舍，“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論戰等等。中國現代詩論的這些基本認知體係的不統一使得我們失去了繼續升華思想直達形而上境界的可能，在現代中國，我們有了自己理論化的“詩論”，卻沒有出現過類似於海德格爾關於人的存在的“詩學”。中國現代詩論家常常在各自的概念範圍內自言自語，尚未給我們展現彼此思想連接，共同構建“詩與思”、“存在與詩”的輝煌境界。
不僅如此，隨著中國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日益霸權化，一種非藝術的政治性概念體係完成了對於個人化的詩論話語的代替。這樣的代替從表麵上看是暫時達成了我們所夢寐以求的那種概念語彙的認同，但是這樣的認同卻是以否定和刪除藝術的基本感知為前提的。這樣一來，我們的詩論就不僅進一步中斷了走向“詩學”的可能，而且甚至也失去了像中國古代詩論那樣精細地感受詩歌文本的能力。如果說我們中國現代詩論在進入當代後有什麼失落的話，那麼這失落就是雙重的：我們既失落了西方探究作者心理機製的深刻與嚴謹（因為除了執行“將令”，我們已經不需要關注作家個人的創造才華與心理狀態了），也失落了中國傳統詩論閱讀藝術作品的“興味”（對所有作品的解釋都必須納入既定的政治思想模式中）。“文革”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都不得不麵對這一零落慘苦的現實，政治意識形態風暴掃蕩之後的中國當代詩論，實在是觸目驚心。虛幻的話語同一性分崩離析了，新的思想的認同平台仍然沒有建立起來，與此同時我們竟又喪失了藝術感受的能力與習慣，這是多麼糟糕的局麵啊！新時期以後中國詩論的重建絕對不僅僅是一個西方理論的引進問題，我們欠缺的東西其實還有很多，新時期中國詩論的熱鬧與喧囂中也實在飄忽著太多的“無根”的語彙，它們要麼是來自作者的自言自語，因為缺乏一係列基本的思想認同基礎而很難像20世紀前半葉那樣形成聲勢浩大的“作者詩論”的繁盛；要麼就是在喪失了對具體藝術的感受能力之後的概念的遊戲。在這裏，遊戲於外來的時髦概念和頑固地堅持那些陳舊的政治意識形態語彙其實又是十分相似的，因為他們都同時喪失了鮮活的藝術悟性，中國現代詩論在“現代轉換”中的窘境至此達到了極致！
在新世紀到來的時候，中國現代詩論的重建任務應當說是相當繁重的。它不僅需要恢複詩論家們的文本感受能力，而且也需要我們建立起更廣泛的思想認同的平台。我們既需要繼續輸入西方詩學的精神，也需要恢複古典詩論的藝術悟性。當然，這樣一來，我們的詩論就依然不會是西方或者中國古代的翻版與重複了，中國現代詩論的“現代性”依然來自中國現代詩論家自己的人生藝術之思，來自於他們自己的複雜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