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你也許不信，當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殺了，隻是為了一首詩。
行凶殺人，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會發生的事情。而至親骨肉奪命相殘，雖比較稀見，何此類刑事案件，未必不會發生。可為了這個無論如何不能成為理由的理由殺人，聽起來有點天方夜譚。
在俄國，有通過決鬥想殺死對方，而自己卻被對方殺死的詩人；在中國，有先拿斧頭，殺死情人，然後又舉起斧頭，把自己砍死的詩人。這兩位采取極端手段的詩人，情之所至，猶可理解。但唐代這位詩人舅舅，為一首詩的署名權，把同是詩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開《全唐詩》，卷五十一，宋之問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劉希夷有一首《代悲白頭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閨女兒惜顏色”與劉的“洛陽女兒好顏色”，有六個字的微小變通外，其餘悉皆相同。依拙見，就這點改動而言，名氣大的宋之問，比較造作，遠不如名氣小的劉希夷來得自然。正是這首詩，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段懸案，一樁出了人命案的筆墨官司。
據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傳》，這個宋之問就是劉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來，文學上的流派之爭、門戶之見，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貓一樣是珍稀動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來往，肯定沒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稱之為文壇的這塊地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覺良好的文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最好，都認為別人不如他好。於是，白眼相向，互不相容，針尖麥芒，各不退讓。打過來，打過去，真是好不熱鬧。
曹丕在《典論》裏分析過，“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無可挑剔的。他還說，作家難免“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暗於自見，謂己為賢”。因此，一些觀點偏狹的作家詩人，意氣用事、各較短長、彼此頂杠、信口雌黃的風氣，也就是不以為奇的毛病了。於是，曹丕發明了“文人相輕”說，便成了數千年來的定論。
其實，從文學發展的角度出發，僅僅是“文人相輕”的話一甲看不上乙，乙看不上甲；或者，另外一個丙，對甲和乙的作品大搖其頭，而甲和乙對丙的文章，聯合起來大撇其嘴——這種相輕，我認為不一定是壞事情。對一個有點出息的文人來講，知道別人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件好事。問題在於有些人，烏鴉跳到豬身上，笑話別人的黑，而看不到自己其實也很黑，這類眼睛長在額頭上，嘴巴撇在耳朵邊的翹尾巴作家，也算是近年來文壇的一道風景線。
應該說，一位作家，惟其知不足，才肯進步；惟其怕落伍，才要奮鬥；惟其有競爭，才不敢懈怠。這樣，文學才能日新月異，百花齊放。若是小酒捏著，小煙抽著，小菜吃著，小女子陪著，如《顏氏家訓》所說“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共吹噓”那樣，甲譽乙為文壇泰鬥，乙譽甲為文學大師，丙跳出來吹捧甲和乙文章傳世，眾人休想望其項背雲雲。“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甲和乙也吹捧丙進入了文學史，甚至還能在KTV包間裏與小姐耳鬢廝磨，就業已不朽，傳之萬世雲雲。作家要是都這樣自慰自讀起來，恐怕文學的前途也無多大指望了。
因此，“文人相輕”，很可能成為文學較量的激化劑，似應提倡。但這種文學上的較量，一旦遠離文學本身，借助於文學以外的種種手段，以達到壓倒對手的目的，而成為文學的強者，其結果，無非如宋之問收拾劉希夷那樣，終究要遭到曆史的嘲笑。
劉希夷是個不太走運的詩人，《全唐詩》有他的一段記載希夷善琵琶，嚐為《白頭吟》雲：‘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複誰在？’既而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更作雲：‘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複似向讖矣！’詩成未周歲，為奸人所殺。或雲：宋之問害希夷，而以白頭翁之篇為己作。至今有載此篇在《之問集》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