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實施股份製的試點
曹雪芹生於雍正，死於乾隆，但他寫的《紅樓夢》，故事背景的發生年代，應該是康熙盛世。這位皇帝多次南巡，都以江寧織造府為其行宮，因此，這也是曹雪芹家族史上“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黃金歲月。
玄燁在位61年，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時期。執政晚年，雖有點力不從心，吏治鬆弛，綱紀紊亂，但比之別的朝代那些上了年歲的統治者，最後昏庸糊塗，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麵，還算差強人意。考其一生政績，應該說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
僅以國土版圖而言，與任何王朝相比，康熙打下來的江山之大，達到了中國的有史之最。雖然，中學教科書告訴我們，忽必烈王朝曾經橫跨歐亞，了不得的大，以致歐洲人大呼“黃禍來了”。其實，立國元大都的王朝，不過是與四大汗國以及吐蕃並列的一部，統屬於大蒙古帝國。曆史上的元朝，實際管轄的地區，僅為中國和蒙古。而康熙禦宇以來，漢之西域，唐之吐蕃，明之台灣，以及黑龍江流域的大部分，直至庫頁島，都納入了他的版圖之中。
當時，國力之強大，人口之眾多，民生之富庶，經濟之發展，在世界範圍裏也是首屈一指的。國富民強，蒸蒸日上，無論對內對外，統治者就會表現出一種坦然的自信。
隨便舉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來說明這位皇帝“萬物皆備於我”的度量。以前，我一直認為到了夜間發出異香的晚香玉，是古已有之的中國花卉。後讀清人著作，才知道此花並非中土產物。“晚香玉，草木之花也，京師有之。種自西洋至，西名‘土必盈斯’。康熙時植於上苑，聖祖愛之，錫以此名，後且及於江浙矣。”（徐珂《清稗類鈔》）
想不到這種花，竟是康熙由外國引進的。可到了他後代的後代，就很不爭氣了。被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堅船利甲、洋槍火炮，嚇得魂不附體、六神無主。於是，狹隘畏縮，閉關自守，將洋人洋貨視做洪水猛獸，防範堵拒於國門之外，便成了他們的基本國策。清代末季的鹹道同光，更是江河日下，國勢衰頹，一個賽一個不成氣候。恐外排外，懼洋畏洋，躲之惟恐不及，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懷和氣度了。
玄燁不是這樣，他對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學敏求，對於西人之代數幾何曆法測量，都下功夫鑽研過的。有一次皇太後病了，中藥不見效，他敢悖祖宗的規矩，讓傳教士進宮為他老娘診病，毫無防微杜漸之意，這種氣派，讓人佩服。
相比之下，清末那位名叫徐桐的大學士，就顯得滑稽可笑了。此人家住京師崇文門，也就是哈德門。往東走，為耶穌會教堂，經常有信徒禮拜，胸畫十字；往西走，為東交民巷，乃使館區，全是金發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鋪，有點像秀水街，掛著琳琅滿目的洋貨，這都是他老人家慘不忍睹的。
可他每天要上朝，因為他是老佛爺和保守頑固派的精神智囊，是那個不成器的大阿哥的師傅，不能不恪盡厥職。於是，他讓他的轎夫，抬著他出門往南，繞菜市口，轉前門大街，經棋盤街，再拐進紫禁城去，成為京師一大笑話；但他，寧肯在轎子裏顛得老骨頭散架，也不變初衷地躲著鬼子走。
國強，信心強，意氣風發；國弱，信心也就弱，談夷色變，這是必然的規律。現在常說的“漢唐氣象”，就是作為一個泱泱大國，應該具有的大氣度、大手筆、大胸懷和大家風範；應該具有對於外來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納和寬容。西漢張騫，出使西域，輾轉十數年之久，東漢班超，率三十六騎，打通絲綢之路。諸多帶“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蔥、胡瓜、胡豆、胡桃、胡蘿卜，乃至於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們引進中原，融入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強大的國家，絕不忌憚洋貨，到了唐代，絲路大開，開放格局更為可觀。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詩，其中“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時的都城裏，還有西域女郎經營的酒吧呢！唐代的長安，比現在的西安，要大若幹倍，為世界級大都會。中亞人、南亞人、波斯人、羅馬人、一賜樂業（即以色列）人，還有渡海而來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現在北京城裏的外國人多得多。
漢唐稱外國人為“胡人”，與近代稱外國人為“洋人”，是一回事。從西域來，故曰“胡”，從海上來，故稱“洋”，很長時期內，人們習慣把“洋貨”叫做“舶來品”，道理就在這裏。
在一個社會中，能夠得風氣之先，首先使用“舶來品”者，通常是握有權勢和擁有金錢的階層，他們總是領導消費潮流的先行者。然後，洋貨來得多了，消費麵才擴展到較富裕的中產階級，再然後，洋貨已不以為奇了，才能普及到老百姓的消費領域。70年代，中國沒有彩色膠卷也沒有衝印設備，美國作家維克特訪華，在廣州，江青會見了她，做了長時間談話，據此寫了後來問世的那部有關江的傳記。陪同的一位英語翻譯告訴我，那時，江青用的是彩色膠卷，送到香港才能擴印，這種超前消費，文革期間，全中國也許隻有這位夫人才能辦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