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魯迅在《北鬥》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雜文，題目就是這個《唐朝的釘梢》。
“他在文中寫道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隨不舍，術語謂之‘釘梢’。‘釘’者，堅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後也，譯成文言，大約可以說是‘追躡’。”
“釘梢”，為上海方言，這是清人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說的。“釘梢，躡行人後，左則左之，右則右之，跬步不離之謂也。今則專用於男子追隨女後之稱矣。”看來，作為“君子好逑”的這種直率手段，最早，大概僅能局限於瀘上一地。因為，這種西方人表達感情的方式，隻有生活在上海灘的人，才有可能耳濡目染，才會如此毫不掩飾地在大馬路上緊追小姐不舍。
徐珂著書時，中國還在大清王朝的統治下，上海的勇敢者敢於“釘梢”，社會風氣和公眾輿論，能夠容忍“釘梢”，不能不說是一種時代思想的進步，一種對於封建禁錮的突破。應該看到，魯迅在少爺和小姐前麵，加上“摩登”二字，這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沒有大環境的“摩登”潮流，沒有勇敢者的“摩登”意識，大街上不會看到男追女逐的“釘梢”行為。
假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孔孟之道、男女授受不親的程朱理學，仍舊牢牢桎梏著人們的精神，你借給這位少爺膽子，也不敢跟在一個不相識的小姐後邊套近乎。當然，沒有相對穩定的歲月，沒有相對溫飽的生活，四麵楚歌，饑寒交迫，惶惶然不可終日，即使中國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捧心而過，之二的王嬙含情而來，這位少爺也不會生出“釘梢”的衝動。相反，路邊攤的大餅油條，小吃店的生煎饅頭，店鋪炸油餅的大鍋，可能更使他饞涎欲滴。
因此，這最早的浪漫，始於西風東漸的上海，始於中國最早對外通商口岸，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對於這最早的勇敢者，我表示欽佩，那時中國的年青人，在封建禮教、儒家倫理的高壓下，愛不敢愛，恨不敢恨，活得怪可憐的。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中國最發達也是最洋氣的城市。有一位廣東籍的作家吳趼人，當時在上海辦小報，混飯吃。以“我佛山人”的筆名，寫了不少名媛貴婦交際花的豔聞，達官豪商風流客的趣事。那張園盛會、花前月下、尋芳覓俊、紳士淑女、鶯歌燕語的場麵，那跑馬比賽、玉馬雕鞍、男追女逐、霓裳歌舞、蝶飛蜂浪的風景，可以想像，在大家還拖著辮子的時代，大庭廣眾，光天化日，摩登少爺公然勾搭摩登小姐的“釘梢”行為，對愚塞的國人而言，你不能不估計到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魯迅的文章，是由《花間集》中一首詞引起的。他說一向以為（‘釘梢’現象）現在的洋場上才有的，今看《花間集》，乃知唐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事。”
詞如下：
晚逐香車進風城，
東風斜揭繡簾輕，
慢回嬌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計是，
便須佯醉且隨行，
依稀聞道“太狂生”。（張泌《浣溪紗》）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不論什麼大事小情，隻要盛行起來，連阿貓阿狗也介入，如阿Q那樣高喊我要革命的熱烈，放心吧，就會慢慢演變，就會徹底變質。“釘梢”一事，民國以後，大都成為戲子坤角、妓女嫖客的遊龍戲鳳了。
小市民意識，其實就是某種意義的精神染缸，優雅的事物，高尚的境界，隻泡進去一鍋煮，也就必然統統成為粗鄙化和庸俗化的糊塗漿子。結果，風流和下流混淆不分，“釘梢”與“盯騷”化為一談，這最早的浪漫和詩意，便化為百分百的低級趣味。
到魯迅寫這篇《唐朝的釘梢》的上個世紀30年代，“釘梢”每況愈下，更是不成氣候，唱主角的，已非當年的摩登少爺和摩登小姐，而是魯迅筆下出現的那個毫不知恥地宣布“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的“上海人叫娘姨，外國人叫阿媽”的阿金了。於是，在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隨，死皮涎臉，勾搭不舍，打情罵俏的場麵，就尤加不堪入目了。
所以，魯迅將張泌這首詞，譯成白話文，便帶有30年代的市民氣息了。
夜趕洋車路上飛，
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顯出腿兒肥。
亂丟俏眼笑迷迷。
難以板談有什麼法子呢？
隻能帶著油腔滑調且釘梢，
好像聽得罵道“殺千刀！”
這種以上海為發源地的，有著腐旎風光，有著十足風情，令人遐思綺想的唐朝“釘梢”，也如魯迅當年跑到西安，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唐朝天空那樣，這唐朝的“釘梢”，也徹底變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