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一葉驚秋早，濩落空嗟滯江島。
寄語朝廷當世人，何時重見長安道。
此詩表達了孟浩然瞥見洞庭落葉飄落，知早秋已至，而自己依然無法離鄉為官，隻能在江漢之地聊度光陰的無奈心態以及詩人希望自己仕途洞開，進而上京與在朝為官的要人故交再敘舊情的願望。但是，孟浩然自己也深知這一切全都難以實現。借此亦可以窺望出詩人在悲觀狀態下對上京為官還存有一絲依戀。
在王士源的《集序》中，曾對當時為官之念不泯的孟浩然記載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遠的逸聞：山南采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於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韓朝宗自開元二十二年（734）至開元二十四年（736）任荊州大都督府（今湖北省荊州市）長史，兼任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刺史、山南道采訪使。孟浩然注重及時行樂，辜負淹沒了韓朝宗舉薦好意的這一逸聞，當然是在其任期內發生的事。韓朝宗的父親韓思複，過去也曾兩次受封襄州刺史。據《新唐書·韓思複傳》（卷一一八）評價韓思複雲：“治行名天下”。據傳，韓思複歿後，故吏盧僎和邑人孟浩然曾於峴山為其立碑。立碑之時日當在盧僎任襄陽令期間內。而韓思複之子韓朝宗亦有下述政績傳世（參見《新唐書·韓朝宗傳》同卷）——似曾在一眼“傳言汲者死”的井口處舉行過“移書諭神”的驅鬼儀式，以解行人之渴。據此便可以做出肯定的推斷：其子韓朝宗亦曾廣施善行，遺政績於世。孟浩然自然受其恩惠多多。最為重要的是：韓朝宗曾不遺餘力地提攜晚輩，受其知遇之恩者頗眾，故而聲名遠播。對孟浩然深懷敬意的李白，亦是希冀得到韓朝宗知遇之恩者之一。收錄於《古文真寶》後集卷一○中、在日本廣為人知的《與韓荊州書》（宋蜀刊本《李太白文集》卷二六），便是在發生了上述孟浩然逸聞後，李白為實現自己的淩雲之誌，為使韓朝宗承認自己的才學，接受其舉薦而寄給韓朝宗的一封自薦信。從開頭處李白所引用的“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以及“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等天下辯士之言，便可看出當時那些雌伏的文人隱士是何等地翹盼能投奔到韓朝宗門下。如跟隨盧僎同行時所詠唱的前述二詩所雲，因為孟浩然並未拋棄仕宦之誌，且深得天下處士之仰慕，因此，很難想象他會輕易放棄故交之子襄州刺史韓朝宗的舉薦。孟浩然為了“文酒講好”居然會無視約好的時間並放棄被舉薦的機會，這大約是王士源的杜撰之言。
開元二十四年（736）九月，韓朝宗因受某被薦者所累，以連坐罪名被貶為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刺史。在韓朝宗赴任之際，孟浩然吟詠了《送韓使君除洪州都曹韓公父嚐為襄州使》。詩中雲：“重頒江漢治，旋改豫章行。”對繼承父誌、治理襄州政績頗佳的韓朝宗被貶至豫章（洪州的治所）發出惋惜之音。並以“無才慚孺子，千裏愧同聲”為詩篇收官。“孺子”乃後漢末期處士徐稚的字號，曾受到後漢末期名士洪州刺史陳蕃的格外禮遇。前句似可做出如下解讀：孟浩然將自己比作同為處士的徐稚，將韓朝宗比作同為洪州太守的陳蕃。徐稚受到與韓朝宗同為洪州太守的陳蕃的厚愛，而自己本來不是徐稚之類的人物，卻也得到了韓朝宗的厚待。對此，孟浩然深懷感激之情。而後句的“同聲”則取自《易·乾卦》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意指誌同道合的同誌。此句表達了孟浩然對“雖然相隔千裏，韓朝宗亦將自己視為“同聲”的感激之情。從這兩句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深受韓朝宗厚待的孟浩然與韓朝宗之間心靈相通的關係。而在韓朝宗赴任洪州以後孟浩然則欣然賦詩《和張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其中有雲：“因聲寄流水，善聽在知音。”
孟浩然在詩中引用了伯牙、子期的故事，將理解自己的韓朝宗視為“知音”，並向其表達了自己一如既往的思念之情。
通過上述兩篇詩作，我們可以看出孟浩然與韓朝宗的交往是何等的親密深篤。孟浩然絕不是那種為了一時的歡愉而置韓朝宗的美意斡旋於不顧的愚蠢詩人。該逸聞的真相想必應該是這樣的：孟浩然得到了韓朝宗的舉薦，就在其即將踏上仕宦之途的關鍵時刻，韓朝宗突然被貶左遷，致使孟浩然眼前豁然洞開的官運亦隨之煙消雲散。故此，該軼聞大約是王士源想把孟浩然描寫成高雅之士，進而做了有趣的潤色加工而已。
第三節 身為張九齡的從事
由於韓朝宗遭受貶謫，孟浩然似乎失去了走上為官之道的機運。然而，另一個機會卻出乎意料地迅速降臨到他的頭上。在故交韓朝宗左遷之際，就是張九齡編寫了製誥（《曲江集》卷七《貶韓朝宗洪州刺史製》）。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同李林甫的政治鬥爭失敗，張九齡竟於開元二十五年（737）也被貶為韓朝宗曾經任過官職的荊州大都府長史一職。正如《舊唐書·本傳》中所述：“張九齡鎮荊州，署為從事”。也就是說孟浩然因此便成了張九齡的從事。從事屬於州府長官的私人幕僚，並非正式官職。但對孟浩然來說，似可謂不拘如何總算走上了仕途。是年孟浩然四十九歲。
如前所述，根據孟浩然《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一詩，我們可以認為張、孟二人的親密交往始於張九齡擔任宰相一職以前。而下述詩作則似乎是孟浩然受聘從事之前獻給張九齡的詩作。
嶽陽樓
八月湖水平，含虛混太清。
氣蒸雲夢澤，波動嶽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
此詩被譽為孟浩然詩歌的絕唱，被收入眾多選本中。尤其是《唐詩選》中亦有收錄，且注解數目頗多。按通解，前半首吟唱了時值漲水期的八月時節洞庭湖地負海涵的壯闊氣勢；後半首則被解釋為吟詠詩人自己泛泛的求仕心境。但是，各種版本以及詩題卻不盡一致。顯示出呈張九齡字樣的詩題有《文苑英華》卷二五○中的《望洞庭湖上張丞相》或《唐詩選》卷三、《唐詩紀·盛唐》卷一七、《全唐詩》第三函第三冊中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此詩題雖然難以斷言即為原題，但從其歌詠了出仕意願的詩歌意境上看，視之為贈與張九齡的詩作並非不合情理。
除此以外，孟浩然的詩作中尚有七例可見張丞相字樣。大約可以理解為均指張九齡一人。蕭繼宗在《孟浩然詩說》（1969年初版；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修訂版）中雖然認為上述詩作的詩題應為《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但卻依據《四庫提要》做出了錯誤的解釋——認為“張丞相”並非張九齡，而是孟浩然三十餘歲時正在相位上的張說。蕭氏說：“此時孟浩然用世之心正切，非如晚歲之絕意仕途。”這便是他將該詩看作孟浩然三十歲前後所作的理由。但是，即便步入晚年，孟浩然也不曾放棄仕宦為官的希望。如前所述，通過“猶憐不才子，白首未登科”的詩句以及其與韓朝宗的關係便可略見一斑。再者，從詩意上看，也礙難將此詩的創作時間牽強地拉回壯年時期。此外，黑川洋一也在《關於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詩》（《櫻美林大學中國文學論叢》第七號，1979年3月）一文中有過如下論述：“晚年的孟浩然心中寄托的隻有自然與佛道，而非俗世間的名利與榮華富貴。走入這樣一種心態下的浩然，在事已至此的情況下不可能對張九齡提出希望薦舉的請求。”但筆者卻以為：就後四句詩而言，如果該論文作者的觀點是“孟浩然雖仍抱有出仕之心，但事到如今已沒了當官的打算。隻是麵向湖水將上述心態一吐為快而已”的話，筆者則對這一論點不敢苟同。無論如何筆者都認為《嶽陽樓》一詩依然是孟浩然希望張九齡推舉自己出山為官的詩作。
此外，關於《洞庭湖寄閻九》、《湖中旅泊寄閻九司戶防》這兩首詩，傅璿琮在其《唐代詩人考略》（《文史》第八輯，1980年3月）中認為是荊州時代的作品。但這兩首詩篇恰如黑川洋一（前出論文）所述，本應屬於與《嶽陽樓》同一時期的詩作。根據上述三首詩作我們可以得知，孟浩然已經再次開始了自己的出遊之舉，且當時正旅居洞庭湖畔。根據其對韓朝宗的後任——於開元二十四年（736）九月至翌年四月任襄州刺史的宋鼎酬吟的一首詩作《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便可以判斷出孟浩然最有可能旅居洞庭湖畔的時間毫無疑問應該是開元二十五年（737）夏秋之間。
那麼，孟浩然於八月離開洞庭湖並實現了自己的宿願——接受了張九齡辟召的時間，則應該為是年歲末之際。下麵的一首詩作大約是孟浩然成為從事以後的作品。
荊門上張丞相
共理分荊國，招賢愧楚才。
召南風更闡，丞相還開。
覯止欣眉睫，沉淪拔草萊。
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
始慰蟬鳴稻，俄看雪間梅。
四時年籥盡，千裏客程催。
日下瞻歸翼，沙邊厭曝腮。
佇聞宣室召，星相列三台。
上述詩作的大意如下：張公領符契，受與天子共治之命，就任荊州長史之職，遂廣納天下賢士。自己本非楚國人士，亦征召，深感惶愧。張公崇賢敬德，幾越周時召公。又如漢代公孫弘，大開東閣廣招天下賢人達士。咫尺相隨左右，尊顏隨時可見，自是三生有幸喜不自禁。在下乃本不得勢之在野之人，全憑張公寵愛提攜。幾如陳蕃之待徐孺子，即蒙厚情。張公府門難攀本如李膺，卻蒙恩寵，每每奉陪張公之宴。此生何其幸乎！孟浩然如是鳴謝了張九齡的征聘委任。以上即為與孟浩然辟召相關的上述詩作的前半部分的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