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杭州刺史屬於貶謫，最早見於李商隱撰寫的《白公墓碑銘》。確認上述墓碑銘的資料準確性是強調杭州刺史左遷說不可或缺的工作。因此，接下來筆者又發表了《李商隱的〈白公墓碑銘〉》。在本書中將該篇論文編排在第二部第七章。此前兩章的論文，乃是一些旨在搞清與《白公墓碑銘》並列的，可視為白居易傳記研究之根本性資料的《醉吟先生墓誌銘》的自撰問題的論述。其中之一便是第六章《白居易的墓誌自撰》，此論文發表在《學林》悼念高木正一老師的專刊上。因有感於拙論乃敬獻給撰著岩波書店出版的《中國詩人選集》中《白居易》兩冊的恩師，故而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了白居易的生死觀。第八章《李商隱心目中的白居易》，則旨在闡明李商隱不單單是一位“墓碑”撰寫者，他應該還是一位在文學方麵接受了白居易影響的詩人。要想證實這一論點，就必須進行實證研究，而要做到這一點又是極其困難的，因此隻能做出在表現方式上二人具有共同之處這一結論。對此，筆者表示反省。此外，筆者雖然從傳記和文學這兩個側麵進行了白居易研究，但少年時期和蘇州刺史時代等部分均未及著手。按理說，本應在發表了上述論文的基礎上，再將相關內容係統化之後組成一個白居易論，進而付梓以饗讀者。然而此次隻是對已經發表過的數篇論文做了若幹加工修改後，就再次付印成冊。就此還請廣大讀者不吝教正。另外，刊登在大穀大學若槻俊秀教授退休紀念專刊《文藝論叢》第六八號上的拙論《生活在老境中的白居易》（大穀大學文藝學會，2007年3月）係本書業已編纂完畢後發表的論文，故擬收錄在以後的著述之中。
大約是在就讀研究生時，筆者曾聆聽過白川靜老師的教誨——體係之於學問的必要性恰如“架橋”。架橋時需要事先確定好每一根橋墩的位置，之後橋方可架之。於此同理，論文也應該根據已經準備好的體係性研究構想來發表。我記得老師所講的大意即是如此。如今，麵對著編撰完畢擺在案頭的這本著述，內心深處產生了如下反省：迄今為止自己隻不過是將興之所至隨意寫來的文章雜撰成冊而已。老師的垂教我能否實現？自己固然無法與白川老師那淵博的學問體係進行相比，但在將文學研究和文獻學融為一體的研究方麵卻一直是殫精竭慮，利用在日本和中國留傳下來的善本，在結合文獻學考察的基礎上進行了文本批評，借以探求作品的廬山真麵目，以求盡量逼近作者的心靈深處。在文獻學專論方麵，並未僅僅停留在版本的調查上，而是期望明確研究對象的文獻學意義，做文學性質的研究，以求搞清作者寫作時的思想脈絡。這便是筆者將書名定為《唐代的詩人與文獻研究》之原因所在。當然，各章並未刻意反映出這一主題思路，但部分內容可見端倪。倘如此便能承蒙讀者將其理解為筆者拙劣的創作體係的話，則不勝榮幸之至。
此書的寫作基礎是提交給立命館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唐代的詩人與文獻研究》。承蒙論文主審立命館大學教授清水凱夫老師、副審立命館大學名譽教授中村喬老師、京都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教授川合康三老師不吝賜教，使本書得以修訂，在此謹深致謝忱！
作為一本著作，必須闡述出自己的“一家言”。此乃清水凱夫老師的座右銘。奉勸筆者將已出論文編撰成書的即是清水凱夫老師。本書是否實踐了老師的座右銘？內心深處甚是惶恐不安。謹以此書奉為老師退休的紀念之禮。
在編輯此書的過程中，承蒙中國藝文研究會編輯部各位編輯鼎力相助，特別是得到了立命館大學外聘講師村田進和研究生院研修生山內貴的無私援助。在校正過程中，曾得到小樽商科學大學荻原正樹教授（現任立命館大學教授）的支援，並多蒙指正。此外，還得到了立命館大學博士研究生平塚順良的幫助。在此，謹向上述人士深表謝意！
再有，謹借此機會，向本科生、研究生時期教授我漢語的已故黃濟清老師、林柳焑老師以及迄今為止給予自己以指導、教誨的各位老師、前輩、學友以及前任學校就實大學的各位相關人士致以誠摯的謝意！就在本書即將問世的2006年10月30日，白川靜老師竟溘然仙逝。無力回天的筆者隻能在此祈禱老師的在天之靈青覽拙著。哀哉痛哉！謹向老師深表謝意！感謝老師多年來的親切教誨，並遙祈老師冥福無邊！
芳村弘道
2007年3月31日初稿
2010年1月11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