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穆一生交友甚多，他既不是握有生殺大權的朝廷重臣，也不是擁有萬貫家產的巨商大賈，隻是一介書生。對朋友們的成就，他不遺餘力地介紹、宣傳。
就拿他與王筠的友誼來說吧。王筠以治《說文》聞名於世，而張穆也是個小學大家，他向這位老友建議，應當把清代前期治《說文》的名家一段、桂兩家的學說折衷處理，“以貽治許學者。”王筠接受了他的建議，“日課一紙”，開始了《說文句讀》的寫作。張穆時刻關心著此書寫作的進展情況。以辛未年間，張穆寫給友人許翰的信為例，五月一信雲“《句讀》已完，真神勇也。”十月間又一信說“菉友時相見，精神甚好，意氣甚平，現著《句讀》已兩卷”。
積三十年的功力，王筠寫成了《說文句讀》，他請張穆為之序，張穆慨然答應了他的要求。《序》的開頭是這樣評價王筠的：“貫山之於《說文》，如亭林之於《音韻》。後有作者，補笡匡正焉可矣，必無能過之。”
他認為：王筠對於《說文》的研究，正如同顧炎武對於《音韻》的研究一樣，後來的學者可以補充匡正，但絕對不會超過他們的水平。
張穆就是這樣為他朋友的成就呐喊助威的。
但是，對於朋友們的一些缺點，他也毫不掩飾，諍言規勸。
前文提到的那位請張穆代草彈劾琦善的疏奏，以直言敢諫而名聞天下的當朝禦史陳慶鏞，也是一位跟張穆過從甚密的朋友。但由於他人身在官場，應酬甚多，無暇顧及學問之事。張穆見此，援筆成書，寫成《致陳頌南書》，犯顏規勸這位摯友：“竊見先生年來以招呼名士為事，從無閉門自精，讀書味道之事。”
在張穆看來，這位陳禦史近年來每天隻是沉迷在招呼名士的活動之中，而自己從來沒有關起門來，讀書研究，修身養誌的時間。又指責他每天和人“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癢之言”“經學既已荒廢，治術又不練習。”如此下去“亦不過如俗吏之為而已。”那陳慶鏞年長而位高，張穆後生而位卑。
此信一出，連張穆的好友李慈銘也認為：其言為平交所不堪。
但張穆和陳慶鏞的友誼不是平交而是“心交”。陳禦史看完張穆的信後，並不認為這是對他的大不敬，而是接受了這位諍友的“抗直”之言，和他相交如初。演繹了一段諍友敢於直言相勸，而長者又能虛心納諫的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多見的曆史佳話。
因為“疏劾”得罪了當朝的利益集團，後來陳慶鏞由監察禦史轉任工部給事中，名義上由從五品官升為正五品，實際上明升暗降，剝奪了他的許多權力。而被他彈劾的那個賣國賊琦善不僅官複原職，而且道光皇帝還賜給他頭品頂戴。
出賣國家利益的賣國賊，官運亨通，節節上升；維護國家利益的正直之士滯留原位，甚至不升反降，這就是當時的現實！
道光二十六年，年僅52歲的陳慶鏞去職還鄉。張穆聞訊後，屏退送友，獨邀相送，並賦詩五首相贈。其中有句雲“歸田更何歉，儒業期永保”。安慰他這個“心交”，辭官歸田並沒有什麼值得遺憾的，隻是希望他不要放棄學問上的進取，作個飽學之士。
當年在陳慶鏞位高權重、眾人攀附之日，唯獨這個張穆，敢於犯顏直諫，指責他的過失；現在陳禦史去職還鄉，門庭冷落之時，還是這個張穆，屏退眾友，溫言相慰。
張穆之於朋友，可謂至矣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