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六年（1836），張穆曾校定祁韻士的著作。不久，《西域釋地》《西陲要略》《萬裏行記》相繼刊行。當時，祁寯藻手裏還有一部祁韻士在乾隆年間編纂《外藩回部王公表傳》時編輯而成的資料長篇。這十幾冊資料，因為“未經更事厘定”，祁寯藻便把它稱之為“底冊”。
張穆在校定《西陲釋地》和《西部要略》時，曾見過祁家藏的這一底冊。“底冊”記載著清代前期蒙古各部以及西北回部的有關事宜。記述著西北地區複雜的山川形勢，以及滿、回、托忒等族的語言文字。
當時的張穆初出茅廬，要將這內容龐雜的“底冊”編輯成書，並非易事。
道光十七年，祁寯藻出任江蘇學政，到任後拜訪了江南名士李兆洛。二人時相過從。道光十八年夏，張穆南遊，經常和祁寯藻相聚。於是，張、祁、李三人的謀麵成為現實，在交往中，他們談起了祁韻士的著作。
道光十八年九月，是李兆洛的七十大壽，祁寯藻以學使的身份到場做壽，張穆隨同前往，李兆洛拜見祁公時，又談起了“鶴皋諸書”，即祁韻士的著作。後來，祁寯藻拿出了先公祁鶴皋所著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及其謫戍塞外時寫成的《西陲總統事略》《西域釋地》《西陲要略》。祁寯藻認為，《西域釋地》等三書已有刊本，而《外藩傳》，先人精力所萃外間少有知者。他認為，那《外藩傳》是他的先父心血和智慧的結晶，但是世人很少有人知道它，想綜合各傳為編年體，成一家私書，就像司馬遷的《史記》一樣，藏之名山，傳之四海。因此，把這個重任托付給這位江南名儒李兆洛。
李兆洛讀過這些著作後，表示願為效力。於是邀其至友毛嶽生編次，門生宗景昌校寫，並補《藩部世係表》。（此表後由徐鬆重新校訂），後來形成李兆洛稱之為《外藩提要》的編校本。
但大業未竟，李兆洛不幸於三年之後逝世。
於是祁寯藻便托張穆來完成這一書稿——即所謂編校本的最後修訂工作。
祁寯藻把這項他認為隻有像江南大儒李兆洛才能勝任的工作交給張穆來完成，並沒有看錯了人。如果說，當年校訂“底冊”時因初出茅廬，尚未成熟而中途擱置；那麼，此時的張穆已經磨煉成了“學界大儒”“輿地高手”。而他那工作時的認真、細致、一絲不苟的精神，恐怕有些“大儒”和“高手”都難以企及。
張穆在校稿時，常用紅黑兩色毛筆來處理不同的修改之處和增補內容，或在空白處寫上眉批或旁批。有時，還在某段文字的下麵勾劃符號，作出標誌，以示強調；有些地方，還將增補的內容寫在貼單上，再將貼單貼於原稿。
《校訂稿》全書18卷。張穆在複審過程中改動之處達到千餘條，增補約600餘處，刪削60餘處。增刪的文字少則一字或數字，多則數十字或數百字，最多處達1000餘字。
這部手稿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讀其手稿，想見其為人，看著這樣的書稿，怎不令人肅然起敬！
張穆在校訂過程中，對一些書寫格式作了調整，並更改了書名，將李兆洛原文中的《外藩蒙古要略》《各藩要略》《外藩提要》等統一改作《藩部要略》，使之與《西陲要略》的體例相一致。讀來，一目了然。
一般人以為，校訂書稿也不過就是修改訂正文字，疏通一下句子。但對張穆而言，這無疑是一次“再創作”。經過他的一番精心的修訂，早期粗糙的半成品，已經變成史地之學的精品了。
此書在道光十一年正式刊行。因為祁韻士號筠淥，便以“筠淥山房”的刻本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