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是指建國以來由於受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以及“左”的思潮的衝擊，在黨內形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簡單化理解，並以這樣的理解處理政治、文化問題，造成了許多思想混亂，也對學術研究造成了非常消極的作用，以至於留下了許多“後遺症”。這裏主要以對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所產生的消極影響為例進行反思。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曾經受到蘇聯的強烈影響，加上對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絕對排斥，解放後基本上就與國際學術思想界隔絕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從它的奠基者普列漢諾夫起，就重視從近代哲學、特別是從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中直接吸取思想資源。到了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派哲學家們所建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將這一傳統發揮到極端，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為一種現代哲學，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為一種近代形態哲學。這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很大影響。按照這種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講的隻是一套與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相類似的自然本體論，即說明世界是物質的、意識是物質的產物之類。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遠離了馬克思所關心的人的現實的生活世界，偏離了馬克思所創立的實踐唯物主義的主旨，勢必導致理論的僵化和思想的枯萎。但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這種理解卻被當作唯一正確的解釋來信奉；特別是1949年以後的30年間，這種理解被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更處於不可懷疑、不可批評的地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隻是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後才開始逐步走出了這種曆史的困境，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新的理解，賦予新的活力。
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對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消極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是曆史觀，二是思維模式。
在曆史觀方麵，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類社會曆史是螺旋式上升進化的，人類社會依次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階段的發展，最終將走進共產主義這些基本觀點進行了教條化的、機械化的理解，於是形成了經濟基礎決定論、社會曆史進步論、曆史發展五階段論等意識形態化極強的框架，並以之來解釋中國的曆史、作用中國的現實，並削足適履地進行學術思想研究，結果或者對一些問題長期爭執不下，得不出令人心服的結論；或者得出一些經不住人們批評和時間考驗的偽結論；或者幹脆就是為了政治目的、個人目的而得出一些顯然十分荒謬而又十分霸道的壞結論，等等。
馬克思、恩格斯作為西方人，他們主要是立足於西方文化的曆史和傳統進行現實問題和曆史問題、思想問題的研究的，他們站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對東方也有相當的涉獵，對中國更相當的同情和了解，這是難能可貴的。馬克思的五階段論隻是從西歐社會經濟曆史的發展中提出一個比較標準的觀點，他的關於資本主義發生的論斷也是根據西歐的曆史經驗而得來的，他把古代亞洲的社會經濟形態籠統地稱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就是要把它與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區別開來。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他們的結論是絕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相反，他在1877年《答米開洛夫斯基書》中還強烈地反對有人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發生的研究套用在俄國史的上麵，他不毫遲疑地指出，他的研究決不能變成一般性的“曆史哲學的理論”（historic-philoso phictheoy），推廣為每一個民族所必經的曆史道路。他強調，在不同的社會中，即使表麵上十分相似的事件，由於曆史的處境相異，也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每一個社會曆史進化的形式都必須分別地加以研究，然後再互相比較，庶幾可獲得一種共同的理解線索。但是，世界上決沒有某種一般性的“曆史哲學的理論”可以成為開啟一切曆史研究之門的“總鍵”（masterkey）。因為任何“一般性的曆史理論”都是以超越曆史經驗為其主要特色的。
由於把馬克思主義主要基於西歐社會曆史研究的成果普遍化了，並削足適履地研究中國曆史文化，就形成了對中國一脈相承的五千年文明沒有深刻的認識和獨立的總結，就簡單地以定位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否定掉了，這是一種非曆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其實，我們之所以有這麼悠久的曆史文化，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長期以來中國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曆史價值觀念，把曆史看得無比神聖，記錄曆史，研究曆史，總結曆史，從曆史中發掘現代需要的東西，從曆史中展示人們對未來的期盼，而西方人則是一種哲學價值觀念，把玄而又玄的哲學作為世俗的追求，至於神聖的一麵，則交給了上帝，所以又是二元分裂的。我們的曆史價值觀既是世俗的又是神聖的，在傳統上是以經學為其精華的，幾乎成為了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和思想基礎。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在中國傳統中，曆史具有相當於宗教在西方文化或生活中的地位”，而這種教條化的曆史觀以政治化的訴求取消了中國人數千年所依賴的價值理性和精神依托，其消極的後果就是使我們中國人靈魂漂泊，使我們民族精神萎縮。
在思維模式方麵，1949年以後，隨著大陸政治氣候的變幻，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研究也曆經坎坷。50-60年代，受蘇聯的影響，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引進了日丹諾夫給哲學史下的一個定義：即認為哲學史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曆史”，並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教學的指導性“經典”。按照日丹諾夫的說法，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隻有鬥爭性，沒有同一性，對立統一這一普遍規律在人類思維領域，則成了隻有對立沒有統一的跛腳規律。這種隻有你死我活，沒有互相轉化的鬥爭性，無疑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絕對化。這個定義以“經典”的麵貌出現，指導了50年代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這樣就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以及以這種教條化的思路進行學術研究的傾向。當時我們黨內一些同誌和新老信奉馬克思主義或不得不信奉的理論家和學者自覺不自覺、誌願不誌願地把這種教條當成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開始以之為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指導思想，表現在哲學史研究中就是在中國哲學史上著力要分清中國古代哲學家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大陣營中的歸屬，並形成了唯物主義唯心主義，辯證法形而上學，無神論有神論，進步保守，革命反動等等“二分法”，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對立思維，並以這種思維模式來剪裁中國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