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二元對立思維方式（binaryop positions）主宰著中國人的頭腦，我們一直運用這樣的思維方式“推動”曆史，應用這樣的思維方式處理複雜的思想文化問題以及一些具體學術領域的問題，如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唯心唯物、形而上學辯證法等；中國政治思想方麵的“左傾”“右傾”、進步落後、革命反動等；中國文化研究中的新文化舊文化、封建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白話文學文言文學、傳統文學現代文學等。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二元對立式轉向務實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這兩種錯誤思想的幹擾和影響，將貫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過程”，以及“黑貓白貓論”等。表現在具體政治實踐中則是既防左又防右，不糾纏於姓社姓資的爭論，兩手都要硬，國際政治戰略觀從冷戰思維轉向和平發展觀，等等。
這是一種僵化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其形成主要是西方文化中二元對立思維方法的影響，也可能與我們傳統哲學觀念的發展偏向有關。在中國傳統上，中庸觀念與陰陽觀念沒有結合起來，造成了中庸有“中心主義”的傾向，陰陽有“二元分立”的傾向。中庸思想的合理性就在於它肯定了“過”與“不及”之間有一個“中”的地位和作用，其缺陷在於它忽視了對立兩極的地位和作用。陰陽思想的合理性就在於它肯定了對立兩極的地位和作用，其缺陷在於它忽視了“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兩種偏向又是以儒道的分立為前提的，即老子哲學中相反相成的思想正是孔子所忽視的，而孔子哲學中“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思想正是老子所忽視的。這種分立對後來中國哲學影響深遠。
這一思維方式在我們當今社會突出的表現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的教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並且由於諸多原因長期得不到清除，已經在人們思想意識深處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具體表現在許多方麵（包括學術研究），其基本特點是：（1）往往絕對地把某些事物劃分為對立的兩極――要麼是這樣，要麼是那樣；非此即彼，非彼即此；非左即右，非右即左。（2）這兩極是“二分法”，忽視了還有一個“中介”。（3）往往以其中一極為中心立場，將現實中種種複雜的事物簡單化為一極對另一極的對抗性矛盾，並從自己的“中心”出發擁護其一項，打倒另一項。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僵硬化、絕對化、簡單化的解釋，是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恩格斯曾多次批評過這種思維方式，他指出：“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而外，都是鬼話。’”恩格斯在批評李卜克內希時還說過：“他的調色板上隻有黑白兩種顏色，沒有濃淡的變化。”然而，習慣於按照對立兩極思維方式看待事物的人們，往往忘記了這些批評。原因便在於對於馬克思主義不求甚解和教條主義的理解。
列寧曾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對立麵的統一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然而，我們缺少的正是“說明和發揮”，而是誤解和僵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引用過列寧說明事物普遍地是由對立兩極相構成的而列舉的實例――
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階級鬥爭。
列寧是依據當時的科學水平和手頭掌握的資料，挑選了五個方麵的實例來說明“統一物之分為對立的兩個部分”這個哲學命題的。後來，毛澤東把這個哲學命題簡要地概括為“一分為二”、“兩點論”。但隨著人類的曆史發展，特別是現代科學的最新成果，已經使列寧當時列舉的實例和提法明顯的顯得有些過時和不足，這就需要我們的不斷發展和深化。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20多年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方麵正在發生轉變；另一方麵，二元對立的思維還潛在地存在於我們的許多人的頭腦中，還時隱時現地從各方麵表現出來。有的學者指出，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改革與保守、西方與中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與計劃、私有與公有等二元論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維方式。
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長期以來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二分法形成很早，可以追溯到解放之初。在1950年6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對知識分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其實，這樣的學習從1949年底就已經開始了，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全國範圍開展了學習社會發展簡史和曆史唯物主義常識的運動。從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重新發表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全國又掀起了以學習“兩論”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熱潮。在“兩論”學習和宣傳中，李達的《<實踐論>解釋》和《<矛盾論>解釋》等兩論讀物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得到了毛澤東的鼓勵，並指出：“關於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幹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通過“兩論”學習，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漸深入人心，唯物與唯心兩大對立派別相互對立的思維方式也逐漸滲透到各方麵的學術研究中去。為了強化這一思維方式，中共中央還與1953年1月發出關於在幹部、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唯心主義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必須對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教育，使他們通過生動具體的思想鬥爭認識唯心主義思想的反動性，學會鑒別唯心主義思想，從而較深切地認識唯物主義思想的正確性。”不久，中共中央又發出進一步在全國人民中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的指示。在此期間，《人民日報》和《學習》等重要報刊相繼發表社論，號召全體人民樹立唯物主義思想，批判唯心主義思想。從此，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日趨激烈，思想批判的浪潮隨之而起。在建國初期短短7年，思想文化領域就展開了五次大的批判運動，即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學思想的批判，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和對梁漱溟思想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