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化的學術思路來“研究”傳統文化，這是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的共同傾向，應該講，這是近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對中國文化邊緣化的結果。工業革命以來，隨著西方政治、軍事全麵的擴張，稱雄世界，西方中心論開始占據了人們的頭腦。相應地，在文化方麵也逐漸形成了一種西方中心主義。似乎西方也隻有西方才是未來世界的代表，非西方國家隻有效法西方才有發展的可能性，才能走出現實的困境。人們把西方文化的發展特性，當成人類文化發展的普遍性，並自覺不自覺地以之作為文化批評的標準，任何非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都必然要以西方的價值尺度為尺度，以西方的真理為真理，以西方的模式為模式。這種西方中心論和以此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種種理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認為是有效的，非西方國家乃至反西方國家都沒有能擺脫這種中心主義。
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以科學與民主作為對中國整個文化傳統進行區分的標準，諸如“民主性的精華，封建性的糟粕”這樣的說法不絕於耳。這樣，中國傳統文化在更多領域裏的豐富資源就不斷被邊緣化了。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等著作就是典型地建立在歐洲中心論和西方宗教優越論的基礎上，以西方文化的精華與中國文化的糟粕進行不對稱的比較的一個突出的例子。他一方麵宣揚基督教倫理，肯定清教徒的禁欲主義能夠為發揮資本主義精神帶來積極動力，幫助激發自覺的勞動精神。另一方麵，否定儒學的價值，認為儒家重禮儀、講和諧的過分的“理性化精神”，不能激發起自由競爭意識和冒險精神，因而中國沒有創造出資本主義精神。正是儒教這種“理性化精神”成為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障礙。他把新教與儒教進行比較，處處貶低儒教而崇奉新教，甚至不惜張冠李戴，無端議論，常常流於主觀武斷。事實上，新教倫理絕對不如他推崇的那麼好，儒教倫理絕對沒有他所批評的那麼壞。
這種否定儒家思想價值的觀點在20世紀上半葉有很大的影響，60年代美國學者列文森在其代表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就是繼續這一思路對儒學與現代化問題進行了探討，全書試圖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就湧現出了一批唯物主義思想家，他們公開拋棄了先前占統治地位的唯心主義哲學。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即使沒有西方工業主義的催化作用，看上去平穩的、傳統的中國社會，憑借自身的力量也將實現以科學理性的內在精神的現代化？列文森的問題仍舊是傳統與現代的關係這樣一個老問題。這裏浮現了一個關於曆史的基本預設：曆史是“進步”的，而“進步”主要意味著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傳統是中國的傳統，而現代是西方的現代，西方的現代化成為人類曆史“進步”的普適性樣板，科學精神等現代化價值，乃是像中國這樣的傳統國家“進步”中必當追求的價值。可以看到，列文森的曆史觀念與現代化觀念，總體而言，基本上是西方主流觀念支配下的產物，顯露出濃厚的“西方中心論”的特色。在這樣的先定的觀念下研究中國儒學，得出的結論就是：儒學與現代化是不相容的，儒家文明已經變成了曆史，儒學在當代中國的命運是沒有希望的等等。列氏進而創製了“博物館”這一著名比喻，借以說明儒家傳統的死亡，它隻是作為博物館中的曆史收藏物而被“妥善地鎖藏在玻璃櫥窗裏”，供人觀賞，勾起人思古之幽情，卻消失了其在現實文化中的價值與作用。該書中所蘊藏的現代化觀念及其運用的“衝擊――回應”模式，在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始於六十年代末期的自我反思中一直遭受批評。這種自我反思的主要取向乃是走出傳統的“西方中心論”模式，代之以“中國中心論”模式，小心謹慎地“在中國發現曆史”。
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不幸地得到了某些中國學者的信奉，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用這樣的眼光研究中國自己的思想文化，形成了西化的學術理路。典型的就是以達爾文進化論為理論基礎，以西方社會曆史發展為基本模式來框架中國曆史，以西方現代化的既定標準來要求中國社會，把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曆史看成已經是絕對“落後”了的封建社會，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也自然成了“博物館”裏讓人參觀憑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