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無神論向有神論的騰空跳躍――以王充為例(1 / 3)

張榮明先生在《儒教研究的裏程碑――<中國儒教史>評介》一文中,認為《中國儒教史》“正是由於新的學術視角和學術立場,使該書在許多學術問題上慧眼獨具,新意迭出,頗多創見”、“《中國儒教史》的學術意義遠遠超出了它所討論的學術問題本身”、“開啟了儒教研究的新紀元”,“《中國儒教史》對於儒學研究有拓新之功,為儒教研究樹立了一塊新的裏程碑”等等。其中在論到“該書的第三個特點是它的包容性和統攝性”時特別提到李申先生關於王充的研究,認為:

在許多哲學史家看來,王充、仲長統等人是典型的哲學家,而在《中國儒教史》看來,他們同樣是儒教思想家。比如王充,他認為天道自然無為,天不會事事幹涉人的活動,人也不可能以自己的行為感動天,使天降下災異。但他不反對祥瑞說,也承認讖緯和生身有命。因而,從根本上說,王充是一個儒者,不過是一個非正統的、異端的儒者而已。這樣一來,被哲學史家作為唯物主義哲學重要人物的王充,在《中國儒教史》中卻成了儒教教會的教徒。

如果隻聽張先生的一麵之詞,似乎真的是這麼回事,但是,如果讀過李申先生的《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一書,並與《中國儒教史》進行一番比較,一定會大惑不解――李申先生是憑什麼樣的“神功”從無神論向有神論的騰空跳躍過來的?盡管他在《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一書“後記”中反複強調寫本書時還沒有接受任繼愈先生的儒教說,所以是持無神論的,“本書出版至今,作者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方麵所取得的最大進展,就是接受了任繼愈先生的儒教是教說”,所以自然就持有神論了。但他並沒有對本書的觀點“依儒教是教說”“進行修改”,原因是“作者的研究在不斷進化,而書則是曆史文獻,修改固然可以使論述更加圓滿,卻也容易消滅曆史的足跡;而保持曆史的足跡,也自有它的意義。”至於什麼意義,他沒有進一步說明。但有一點,是他特別強調的,就是“至今為止,學界還多持儒教非教說,保持書的原貌,也容易和廣大讀者的思路接軌。如果讀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本書的結論,再來談儒教問題也為時不晚。”意思就是說,《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是他的“初級階段”,《中國儒教史》是他的“高級階段”,這中間是一個曆史過程,是一個進步過程,希望讀者在接受前者結論的基礎之上再來談後者(儒教問題),以使“思路接軌”。可惜,我頭腦愚鈍,讀了這兩本書,想了好長時間,就是不能“思路接軌”。老實說,我可以接受《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大部分結論(其中流露出的科學主義、知識主義的傾向我不能接受,這有可能了別處再議),但卻不能接受《中國儒教史》的主要觀點,最重要的是,我理解不了李申先生是如何從無神論向有神論的騰空跳躍過來的?

(一)李申《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中關於王充的研究

在《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一書中,李申先生對王充沒有列單章,而是在第七章《天人感應的破產以及天道自然的重新崛起》中用了相當的篇幅論述王充是如何“完成”漢代天人感應神學學說破產工作的,認為天人感應作為一種神學學說,“主要是借助了這些同類相應的自然科學知識。因此,要反駁這種神學,主要的不是去考察天是否有神性,去論證天是一個自然物,而是直接從天作為一個自然物出發,論證它是否能和人感應,從而說明它有無神性。這個任務是王充完成的。”那麼,王充是如何完成這個任務的?作者進行了具體論述,認為王充主要是利用大量漢代自然科學的材料來證明人們“視為異常”的許多“自然現象”,那些“認為是表現了某些天意的異常自然現象”,“都是自身的事情,與人事無關,也不表示什麼天意。”如水旱災害、打雷、蟲災、日食、月食等,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反駁天人感應的神學學說。這些充分說明是王充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在其作用。這也說明,從科學的成果到哲學的結論並不完全是邏輯的結論,而是認識的飛躍。”顯然,李申先生承認王充是一位唯物主義者,是一位從“科學”“飛躍”到“哲學”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也就是說,李申先生與張榮明先生所謂的“許多哲學史家”的觀點是一致的,都認為王充是一位哲學家。

而且,李申先生對王充這位唯物主義的無神論的哲學家的理論“缺陷”也實事求是地進行了批評,認為他的“有些是理論的不徹底,如他不否認天神。《論衡?死偽》篇認為‘上帝,公神也’。《論衡?辨崇》篇認為‘天,百神主也’。此外,他還相信祥瑞等等。有些是他的理論本身所造成的。如他……相信土龍致雨。”這是由於當時自然科學水平的限製,使王充不可避免地帶有有神論的“缺陷”。但瑕不掩瑜,李申先生充分肯定了王充的曆史功績,認為王充的工作“推動了人們對自然現象認識的進步,並用這種進步對天人感應說作了決定性的一擊。”

關於王充的“天道自然”觀,李申是從先秦談起的。認為“先秦哲學最重要的遺產之一是天道自然無為。”並說:

任繼愈先生列舉大量天文學材料,說:“老子用當時天文學的知識對宇宙的奧秘進行了探索,根據天文學的知識(當時科學成就)以反對有人格的上帝支配一切……隻有掌握了當時足夠的天文學知識,才會有效地說明天變不足畏,天道不神秘,有客觀規律可循。也隻有具備了一定的天文學知識,才會使人相信天不能對人類降禍、降福(天地不仁)。有了天文學知識,就能有效地說明天象的變化,天道的運行有周期、有規律,是客觀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原注:任繼愈:《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227頁)。上述內容,正是老子所說的天道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