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作國民的國家，而且要作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所不及的。歐美為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大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中略）英國大地主威期敏士達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的地租，占倫敦地租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等地步”。
駁曰：歐美所以不能解決社會問題者，因為沒有解決資本問題。資本問題不能解決，則雖解決土地問題，而其結果與現社會相校，不過五十步之與百步耳。文明進步，地價日漲，固也；然地價所以日漲，實資本膨脹使然。質言之，則文明進步者，資本進步之謂也。能以資本、土地一切歸諸國有，則可以圓滿解決此問題而無遺憾，近世歐美學者所持社會主義是也。若其未能，但使一國之資本，在多數人之手，而不為少數人所壟斷，則此問題亦可以解決幾分。吾所希之中國將來社會是也。若如孫文說，則並一分而不能解決。
原文：“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加增，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卻不能照前一樣。比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為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那地價一定是跟著文明日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的證據了。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
駁曰：此所述情形是也，而其下文所言救治之法則非也。
又彼舉地價之漲以為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之表征，乃舉其果而遺其因，知其偏而不知其全也。蓋地價之漲，乃資本膨脹之結果而非其原因，而資本家但使擁有若幹之債券株式，就令無尺寸之地或所有之地永不漲價，而猶不害其日富也。孫文誤認土地漲價為致富之惟一原因，故立論往往而謬也，此俟下段詳駁之。但如所述，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數百倍，孫文亦知其何為而有此現象乎？痛哉！此外國資本之結果也。黃浦灘地，每放［畝］值百數十萬元，然除稅關及招商局兩片地外，更無尺寸為我國人所有權矣（其或我國人所有而掛洋牌者則不可知），孫文其知之否耶？孫文亦知中國沒有資本家出現，故地價沒有加增，然則地價之加增，由資本家之出現，其理甚明。使資本家永不出現，則地價其永不加增矣。而曰革命之後卻不能照前同樣，吾不知彼革命之後所以致地價之漲者，其道何由？吾但知資本家之一名詞，孫文所最嫌惡也，惡其富之日以富，而使他部分之貧日以貧也。如是則必壓抑資本家使不起，然後民生主義之目的乃克達，如是則以彼前所論之，吾果不知革命後之地價何由而漲也。吾則謂今日乃經濟上國際競爭你死我活一大關頭，我若無大資本家起，則他國之資本家將相率蠶食我市場，而使我無以自存。夫所謂蠶食我市場者，非必其買收我土地，建工場於我國中而始能然也。昔日本越後，有煤油礦，所出頗豐，美國斯坦達會社者，世所稱煤油大王也，欲奪其業，乃拚著五百萬美元之虧衄，貶價而與之競，越後礦卒不支，降於斯坦達而受其支配矣。使越後礦之力，能拚著虧衄一千萬美金以與之競，又安見斯坦達之不反降於彼也。
吾以為今後中國經濟上之國際競爭，其浴血淋漓之象，必當若是矣。現在各國製造品之輸入我國者，滔滔若注巨壑，徒以我地廣人眾，雖十倍其分量，猶能容受，而我國又未嚐自製造以相抵製，故各國各占一方麵以為尾閭，而未至短兵相搏之時。一旦我國睡獅忽起，改變生產方法以堵其進途，彼時各國資本家，必有瞠目相視，攘袂競起，挾其托辣斯巨靈之掌，以與我殊死戰者。我國如能闖過此難關，乃可以自立於世界。以我之租庸兩薄，求贏較易，複鼓吹人民愛國心以助之，則凱歌之奏，固亦非難。而其第一義所最急者，則有大資本以為之盾也。不此之務，而惟資本家獨占利益是懼，鰓鰓然思所以遏抑之，其結果也，能遏抑國內之資本家使不起，不能遏抑國外之資本家使不來。無貧無富，同即憔悴；丈尋之潢，龍蝦爭沫；彼時噬臍，嗟何及矣。夫印度人民，至今豈嚐有社會問題勞其解決者，而其生計現象何如矣。孫文欲印度我乎？吾之經濟政策以獎勵保護資本家並力外競為主，而其餘皆為輔。苟持論反於吾之政策者，吾必認為國賊，竭吾力所及以申討伐，雖殉之以身，亦所不辭。
原文：“解決的方法，社會學者（按此語誤，豈有倡民生主義之人，而不知Socialism與Sociology之分耶？抑筆記者之陋也。）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荷蘭在爪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才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為此。行了這法之後，文明越進，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斷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蠲除，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漫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歐美日本，雖說富強，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為文明各國將所取法的了。”
駁曰：嘻嘻！是即孫文新發明之社會革命的政策耶！吾反複十百遍而不解其所謂。請一一詰之。
不知孫文所謂定地價的法，將於定地價後而猶準買賣乎，抑不準買賣也？彼既自言為土地國有主義，則此問殆可無庸發，不過費索解已耳。姑舍是，則不知政府於定地價時隨即買收之乎，抑定地價後遲之又久然後買收之乎？若於定地價時隨即買收之，既買收後即當不複許買賣。夫物之不可交換者，即無價格之可言，此經濟學之通義也。土地既非賣品，則初時以一千收入者，得強名為值一千，以二千收入者，得強名為值二千耳，而何從有將來價漲至一萬贏利八千以歸國家之說也？
若遲之又久然後買收之，則何必預為定價？其所以預為定價者，恐此地於未買收以前，因買賣頻繁而價漲，而將來買收之費將多也。殊不知既定價之後，則買賣必立時止截，如甲有地定價二千，因交通發達，而乙以四千購諸甲，及政府從乙手買收時，則仍給原定價二千耳，如是則誰肯為乙者。故定價後遲之又久然後買收者，謂以財政所暫不逮而姑為先後，斯可耳。若既定價後，則土地立失其有價值之性質，而斷無複漲價至一萬贏利八千以歸國家之理，又可斷言也。如是則國家欲緣此而於財政上得一時之大宗收入，萬無是理。而惟有責效於將來。將來之效如何，則國家自以地主之資格，征地代（租）於其民，即彼所謂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最富之國是也。然收租之率，將依買收時之價值而勒定之乎，抑比例交通發達之程度隨時而消長之乎？如勒定之，則有昔沃土而後為荒村，昔瘠壤而後為鬧市者，亙古不變，安得謂平。此於國計民生，兩無利益，殆非必彼之所取也。如隨時而消長之，則將以何為消長之標準耶？吾為彼計，厥有二法：一曰國家自估價者。如此地當買收時，值價一千，其地主歲收租一百，今估量交通發達之後，此地應值價一萬，則國家歲收租一千，此一法也。然官吏能無舞弊以厲民否耶？民能服官吏所估之價與否耶？夫現在各國之收地租，大率以地價為標準，如日本所謂土地台帳法是也。政府略勘定全國之地價，第其高下，而據置之以收租，經若幹年，地價既漲，則改正而增收之，所謂地價修正案是也。然必有交換然後有價格，有價格然後可據之為收租之標準，而民無異言。若土地國有後，無複價格之可言，則除估價之外，實無他術，而民之能服與否，則正乃一問題也。
二曰參用競賣法。國家懸一地以召租，欲租者各出價，價高得焉，此亦一法也。此法最公，民無異言。然豪強兼並，必緣茲而益甚，且其他諸弊，尚有不可勝窮者。要之，無論用何法，謂國緣此得莫大之歲入，可以為財政開一新紀元，則誠有之，若繩以社會主義所謂均少數利益於多數之本旨，則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也？必有資本者乃能向國家租地，其無資本者無立錐如故也；又必有大資本者，乃能租得廣大之麵積與良好之地段，而小資本者則惟局蹐於磽確之一隅也。誠如是也，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之趨勢，何嚐因土地國有而能免也。抑孫文昔嚐與我言矣，曰：“今之耕者，率貢其所獲之半於租主而未有已，農之所以困也。土地國有後，必能耕者而後授以田，直納若幹之租於國，而無複有一層地主從中朘削之，則農民可以大蘇。”（此吾與足下在精養軒所辯論者，莫賴也。）此於前兩法之外別為一法者也。此頗有合於古者井田之意，且於社會主義之本旨不謬，吾所深許。雖然，此以施諸農民則可矣。顧孫文能率一國之民而盡農乎？且一人所租地之麵積，有限製乎，無限製乎？其所租地之位置，由政府指定乎，由租者請願乎？
如所租之麵積有限製也，則有欲開牧場者，有欲開工廠者，所需地必較農為廣，限之，是無異奪其業耳。且豈必工與牧為然，即同一農也，而躬耕者與用機器者，其一人所能耕之麵積則迥絕，其限以躬耕所能耕者為標準乎，將以機器所能耕者為標準乎？如以躬耕為標準，則無異國家禁用機器；如以用機為標準，則國家安得此廣土。如躬耕者與用機者各異其標準，則國家何厚於有機器者，而苛於無機器者也，是限製之法終不可行也。如無限製也，則誰不欲多租者，國家又安從而給之，是無限製之法亦終不可行也。
要之，若欲行井田之意，薄其租以聽民之自名田，則無論有限無限而皆不可行。何也？即使小其限至人租一畝，而將來人口加增之結果，終非此永古不增之地麵所能給也。複次，如所租之位置由政府指定也，則業農、牧者欲租田野，業工、商者欲租都市，政府寧能反其所欲而授之？若位置由租者請願也，則人人欲得一廛於黃浦灘，政府將何以給其欲也，是又兩者皆不可行也。此段所論利病，乃以吾昔日所聞於孫文者而反詰之，若孫文不承認其曾有此言，或今日已變其政策，則吾言皆為無效。要之，僅言土地國有而不言資本國有，則共所生出之政策，不出兩途：其一則吾前所舉示之二法也，其二則吾所述孫文疇昔語我之一法也。使孫文能於此二者之外，別有其途，則請有以語我來。而不然者，由後之說，則四衝八撞，無論何方麵皆不可以實行；由前之說，則是國家營利之目的，而於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