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仇猶國的經濟發展情況：閉塞就要落後，所以，處在封閉落後狀態中的白狄人應該是以牧獵耕植為生。很多生活必需品要用獵物、牛羊、皮張等來交換。1988年試掘出的豆、罐、盆等，和晉國器物相同，可以證明。城牆是用土夯築而成，說明當時的築城工具還比較落後。據劉先生介紹，1988年在城內牆西側試掘發現，“四層下的商末兩處坑墓……出土斂口折沿上斜、乳足黑皮褐陶鬲蚌鐮、石刀，……還有樣式較多的石斧石器，可以看出，那時是以耕植為生的；……城牆的西側三層下，出有大量的馬、牛、羊、狗骨架，說明那時還維持著耕作和牧獵結合的生產方式。”在閉塞的條件下，由於較少遭受兵燹戰火的侵襲，再加之當時的氣候溫和，空氣、水、糧食、肉類沒有汙染，人口可能繁衍較快。
三、仇猶國的滅亡
有據，後者於理可通。見仁見智，悉聽尊便。根據吉琨璋、韓利忠、趙培青等先生的研究，“窮魚”和仇猶發音相近，疑“窮魚”即仇猶也。這是很有可能的，晉都在我們現在的晉南一帶，按晉方言，“窮魚”和仇猶是很容易混淆的，智伯說得含混，史官聽得不清，於是，隻好將錯就錯，以訛傳訛，寫成“智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了。這是其一。其二，以今度古，智伯操晉國柄，大權在握，專橫跋扈，好大喜功，伐中山而勞師無功，總不能給晉出公和廣大臣民自我檢討說：我智某人無能，糜費了大把納稅人的錢，勞師遠征，勞而無功，愧對大家了！所以，就隻能以“取窮魚之丘”來搪塞了。沒準兒還召開了慶祝“取窮魚之丘”大捷的慶功會，隻是史官們偷懶，沒有記載罷了。
仇猶國滅亡的經過：對此，史籍沒有詳細記載，除了這句“取窮魚之丘”外，也還有“仇猶卒亡”四個字。悠悠兩千年，如果真有所謂時光遂道，我們去采訪一下當事人，該多好！可是，話又說回來，如果講仇猶國的滅亡而不能詳細敘述其經過，就會給這篇文章留下缺憾。好在我就出生在仇猶古戰場的北莊村，關於仇猶之戰的傳說，耳熟能詳，我還親手埋葬過一具仇猶士兵的遺骸。我就按照民間傳說的脈絡，來敘述仇猶滅亡的經過吧。
如前所述，《戰國策》、《呂氏春秋》、《韓非子》、《史記》、《淮南子》等書都記載了仇猶國之事。幾部史籍相比較，《呂氏春秋·權勳》記載得比較詳細：“中山之國有仇猶。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仇猶之君將斬岸堙穀以迎鍾。赤章蔓枝曰：‘詩雲唯則定國。我胡與得是與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鍾方車二軌以還君。君因斬岸堙穀以迎鍾，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歡而子逆之，不詳。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仇猶亡。欲鍾之心勝也，欲鍾之心勝則安仇猶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審也，故太上先勝。”很可惜，關於仇猶國滅亡的更詳細情況均沒有記載。在此，我隻能根據民間傳說來簡述一下這場戰鬥的經過。當仇猶國君還沉浸在迎鍾的美夢中時，智伯的大軍已經浩浩蕩蕩順著仇猶人修好的大路開了進來。從方位來說，應該是從西門進攻。因為不論是從定襄乘帆檣經滹沱、龍華，在今肖家彙舍舟登岸南行，還是從陽曲、壽陽陸路而來，都是先到西門。據說，智伯運來的那口大鍾就埋在今日盂縣城鍾鎮街。從方位來講，鍾鎮街正好是在仇猶古城的西南麵，也是從西門進攻的佐證。仇猶君聞訊後，知道寡不敵眾，難於堅守，於是就帶了禦林軍從北門潰圍而出，向原仇山拿著十二般兵器。這個“十二隻手”塑像，在上世紀50年代被我的一個大膽的女同學用紅領巾拴住就“擺平”了。再到後來，仇猶君廟移到山麓，現在是牆倒屋塌，荊棘滿地。時間的流水，把曆史的恩怨情仇衝刷得了無痕跡。嗚呼！
四、人物評價
在仇猶國興亡過程中，涉及六個人物，他們是仇猶君、赤章蔓枝、智伯瑤、仇猶國兩位將軍、香妃。對這些曆史人物，特別是曾經開發我們這塊土地並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戰鬥，流過淚，流過血，甚至獻出生命的仇猶國的先輩和英烈們，我們理應致以崇高的敬意。對智伯，對這個發動侵略戰爭、瘋狂屠殺我們祖先的罪魁禍首，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罵一聲“該死的王八蛋”就完事，也應該給予客觀的公正的評價。
我們按照先君後臣的順序，先說仇猶君。可以肯定地說，這個仇猶君不是開國之君，很可能是四五代以後的君主。因為他沒有開國君主的那種雄才大略、大氣磅礴的氣勢和精於權謀詐術的陰險狡詐，政治上很不成熟，對春秋末期的諸侯兼並、弱肉強食、貴欺詐而少誠信的時代大局缺乏了解，僅以樸素的感情來處理軍國大事，結果造成國破家亡、身死妃殉的悲劇。拒諫，不能傾聽正確的意見，忠貞不用——這是仇猶國滅亡的直接的原因。如果我們可以問責的話，那麼，仇猶君應該是亡國的主要責任者。但是，在大兵壓境、兵臨城下的時刻，他奮勇抵抗直至戰死，沒有像一些亡國之君那樣忍辱偷生。因此，仇猶君還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另一種說法，仇猶君看到兵臨城下，自知不敵，和愛妃雙雙自盡。這種說法，是一種想當然的主觀臆斷，當然是不足取的。
赤章蔓枝：身處閉塞之地，而對春秋大形勢了如指掌，特別是對智伯貪而無信的本質洞若觀火，說明他政治上非常成熟。他可能是仇猶國主持外事工作的大夫，也可能在其他國家任過職或者待過，也可能在晉國待過。他是一位精通軍事韜略的智者，是最早開發我們這塊土地而留下姓名的曆史人物。按照後世所謂“文死諫”的忠臣標準，赤章蔓枝是應該以死來勸諫國君的。可為什麼“忠貞不用”，他就“遠身可也”呢？“文死諫”的忠臣標準是按照儒家學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來製定的，對赤章蔓枝而言，漢代“獨尊儒術”後才行時起來的儒家倫理，對他能有什麼約束力呢？在春秋戰國時代，人才流動頻繁，君擇臣，臣擇君，“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仕”，“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炒君王魷魚的事是家常便飯。既然你“忠貞不用”，我為什麼不能“遠身可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