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玉亮
盂縣古稱“仇猶”。“仇猶”是2600年前，即公元前600年前後由少數民族“狄人”建立的國家。從曆史的橫坐標來說，公元前500年，是道教教主老子騎著青牛過函穀關被關吏尹喜留住著《道德經》五千言之時，是儒家聖人孔子在魯國任太塚宰，誅少正卯，墮三都之時。而仇猶國建國比這些還要早100年左右。由於距今時間久遠，曆史記載又語焉不詳，給仇猶國研究帶來很多困難。本文試從仇猶國的國名、建國的時代背景、亡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原因等方麵作一些粗淺的探索。
一、釋名
從現在的政治體製來看，國家的建立，首先要定國名、定國都、定國徽、定國旗、定國歌，國家五要素，缺一不可。而定國名則首當其衝。孔子強調“名正言順”，如果“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可見國名的重要。即使在古代，定國名也是一件大事，戰國七雄齊、楚、燕、韓、趙、魏、秦，或以封國為名，或以姓氏為名，都大有講究。而“仇猶”這麼個古怪的名字，是建國的狄人自己命名的，還是別人叫的？“仇猶”又是什麼意思？是褒義，還是貶義？
記載：“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西漢淮南王劉安著的《淮南子》說：“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東漢高誘注：“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為和親。智伯因是滅取其國也。”《呂氏春秋》是記載最詳細的一部書，《呂氏春秋》記載：“仇猶之君將斬岸堙穀以迎鍾。赤章曼枝曰：‘詩雲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與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鍾方車二軌以還君。君因斬岸堙穀以迎鍾，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歡而子逆之，不詳。子釋之。’赤章曼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仇猶亡。”
縱觀先秦和兩漢的史籍中關於仇猶的記載，盡管大同小異，但是，傳達的信息卻是相當一致的，那就是：在春秋時期，仇猶古國確實存在過。
從訓詁學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史書中，“仇猶”有七八種不同的寫法：“仇由”、“仇酋”、“仇首”、“仇繇”、“夙繇”等，通用的寫法是“仇猶”。“仇”讀qiu音時，有兩種解釋：一種如《爾雅》解釋：“仇，匹也。”是同伴、配偶的意思。如詩雲：“君子好仇”，曹植詩雲：“結發辭嚴親，來為君子仇”。還有一種解釋是“同類”的意思。如三國魏王粲《登樓賦》：“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考其意，仇猶之“仇”，應該是第二種解釋：同類。“猶”，按《爾雅》解釋是“獸名，猴屬，形似麂，善登木，足如狗，故從犬”。《說文》、《集韻》等解釋為：“犬子”、“五尺犬”、“犬吠聲”。所以，從字義講，“仇猶”就是獸類的意思。
唐《括地誌》：“並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夷吾之國也。”夷、狄、戎、胡、蠻等是華夏民族對少數民族歧視性、侮蔑性的稱呼。先秦諸子中，特別是一些寓言中，帶貶義的被諷刺的對象一般都是少數民族，或一些小國如宋國等。中山國也是狄人建立的國家，從國家規模、文明程度來看，僅比當時的齊、楚、燕、韓、趙、魏、秦七雄稍遜一籌，但是，中山國人也是先秦寓言譏諷的對象。“子係中山狼，得誌便猖狂”，是《紅樓夢》中譏諷二小姐迎春的豺狼丈夫孫紹祖的。你看，連豺狼都是中山的壞，更遑論其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初步結論：“仇猶”，是華夏民族對少數民族歧視、侮蔑性的稱呼，絕不是建國的狄人自己命名的國名。
二、仇猶國的建立
仇猶國是什麼時候建立的？是由狄人中的哪個種族建立的？為什麼要選擇這麼個偏僻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來建國呢？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得先來看看春秋時期的時代背景。
時代背景
在周朝發展史上，平王東遷是春秋時期開始的標誌性曆史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周室衰微，四夷交侵。許多少數民族逐步深入內地，紛紛建立國家。
從公元前770年至前636年，晉國內亂不止。先是曲沃桓叔、莊伯、武公三代爭王，後是晉獻公諸子爭位。晉國是周成王桐葉封弟叔虞時分封的國家，先稱唐，叔虞的兒子當政後改稱晉，先後建都於曲沃才停止。在晉國內亂無暇他顧之時，北方的狄族深入內地建國，如樓煩、代、林胡、鮮虞、鼓、肥、潞等。當此之時，狄人在這塊寶地繁衍生息和建國是完全可能的。
仇猶國建立的時間、民族以及經濟發展情況
仇猶國建立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770—公元前636年期間。也有在公元前500年建立的說法。
建立仇猶國的民族，是狄族的一支——白狄。從這個民族的人愛穿白衣服來推測，不難想見，這個白狄族當時的經濟狀況還相當落後，穿白羊皮，且連最簡單的染色工藝也不會。
北方的狄族應該是牧獵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636年期間，白狄族的牧民們騎馬挎箭、攜家帶口、趕著牛羊，陸陸續續進入仇猶這塊水草繁茂、獵物眾多，而且有著天然地理屏障之地，繁衍生息。當然，這裏應該還有其他土著居民——從1992年開始，先後在盂縣仙人村、土塔村、東園村、路家村等地出土石斧、石刀、石錘七件。據考證，這些石器產生於新石器時代，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據史書記載，春秋前期，赤狄的一個部落“皋牢氏”就已定居此地，晉國稱其為“東山皋牢氏”，晉獻公曾多次派兵征伐，皋牢氏被迫於公元前660年南徙長治、潞城一帶。“三國分晉後”，趙國於皋牢氏居住地置“皋牢城”，隋代更名為皋牢村，後易名為曲曲城村，民間稱為軲轆池村。兩者經過磨合、融合，共同開發了這一塊土地。經過一段時間的繁衍發展，當人口和經濟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白狄族酋長組織族人築城建國。顧炎武《日知錄》中有一段話，說“春秋之世，戎狄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穀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用車故也。”精辟地回答了仇猶在封閉之地建國的問題。
關於仇猶國的都城：明朝《永樂大典》中說：“仇猶城九裏六十步。”根據我們盂縣考古學者劉有禎先生考證和1988年對仇猶遺址的試掘，大致可以確定，仇猶城應該在今縣城東北的北村、水泉、南坪村之間；築城時間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劉先生根據當時存在的幾處殘垣頹壁辨認出“仇猶古城是由兩個不很規整的長方形組成”，從“南坪村的土崖上尚能看到西北九十度的轉角，土崖保存在原地層的中部，殘留一截與西牆平行的短牆，夯層厚9厘米，與相近一截北牆組成曲尺形構造”，“水泉村西古城坪有北牆長40餘米，隻剩突出地麵二三米高的一段土堆，東端斷崖下夯層清晰，高2.6米，寬10米，層厚8厘米”，“北村磚場出土的城內牆，南北走向，長160米，牆基寬20米，殘高近兩米，夯層厚7—9厘米，夯窩密集，一般窩大達3厘米，深達2厘米，牆體有收分，板痕寬30厘米”。據此，劉先生得出結論：《永樂大典》說：“仇猶城九裏六十步”是符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