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仇猶國史考略(2 / 3)

這裏,不但描述了仇猶滅亡的經過,而且分析了仇猶滅亡的原因是仇猶國君納鍾心情太迫切了,致使有關仇猶國安全的主張就聽不進去。這段文字還告誡後人,遇事要征求別人的意見,對自己太過分的想法要審慎,要戰勝自己過強的欲望。

所有這些記載,都肯定地說明仇猶國是被晉國智伯施以獻鍾之計而偷襲滅亡的。那麼,仇猶國於戰國時周定王十二年被晉國所滅的史實是可信的。

二、仇猶國的疆域與都城

遍查史料,未能找到一處關於仇猶國疆域的明確記載。現在,我們隻能從現存遺跡及地名和傳說來加以分析。

盂縣現存有關仇猶的遺跡有這樣幾處。

一是位於盂縣東部的牛村鎮教場村,相傳為仇猶國演兵之地,故名教場。

二是位於盂縣東南部的清城村北五裏將軍嶺上有將軍墓,相傳為仇猶將軍殉難後葬於此地。

三是位於盂縣縣城北部的秀水鎮北莊村一帶為仇猶國君同晉國智伯軍隊激戰並壯烈犧牲的古戰場。現在還有因戰事傳說留下來的地名,如“折將坪”,為仇猶國君損兵折將的地方;“披頭崖”,為仇猶國君戰敗後披頭散發之地;“圍巷”,為仇猶國君被智伯軍隊團團圍困之巷道;“天靈蓋”,為仇猶國君被智伯軍隊砍掉腦袋的高地。仇猶國君的坐騎被殺後,其掩埋處稱為馬王廟。後來,人們在種田時還發現過當年的兵器殘物和人、馬屍骨殘骸。

此外,盂縣城周的香河之名,亦因仇猶國君的妃子殉節於此而得名。

四是祭祀仇猶國君的廟宇。清代《盂縣誌》記載有關祭祀仇猶國君的廟宇有四處。一處在盂縣城東,遺址不詳。所遺鐵鍾款識為“唐貞觀元年”,後人將此鍾移至高神山天子廟。一處在盂縣城北的高城山有“元至正十六年立仇猶君廟醮台記”。還有一處在盂縣北部的禦棗口村,名仇猶觀。

所有這些遺存,均充分證實了仇猶國的客觀存在。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仇猶國的疆域大致為:北至今盂縣滹沱河沿岸,東至今盂縣同河北接壤處,南至今盂縣路家村、南婁邊界,西至今盂縣管頭山王村一帶。至於盂縣西部地區,盂縣人習慣稱其為“西盂縣”,其原因很可能是這個地區於春秋戰國時期便屬於位於今陽曲縣大盂鎮的盂縣管轄,它曾與仇猶國並存過若幹年。漢以後,始將盂縣和仇猶合到一起,故而今王村以東稱東盂縣,西部稱西盂縣。

至於仇猶國的都城遺址,明清《盂縣誌》載,“縣治東裏許有仇猶城,周圍九裏。”《括地誌》、《九州誌》也有記載。明《永樂大典》也有“仇猶城九裏六十步”的文字。根據1988年對仇猶國都遺址的試掘,大致可以確定,仇猶城應該在今縣城東北的北村、水泉之間的古城坪。現在,國都遺址尚存城牆殘骸約數十米,夯上牆殘高0.5—3米、寬10米,夯層厚4—6厘米,局部達10—12厘米,夯窩直徑3—3.5厘米。據考古專家認定,“仇猶古城是由兩個不很規整的長方形組成”,與明朝《永樂大典》“仇猶城九裏六十步”的記載是一致的。

三、仇猶國與盂縣的關係

夏、商時代,傳說分天下為九州。按地域區劃,盂屬冀州。

西周初年,州治變更,盂屬並州。實行分封製後,盂屬晉國。春秋時期,盂仍屬晉國。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孟丙為盂大夫,治在今太原市東北45公裏的大盂鎮。盂縣之名,實自此始。

又據《地括誌》載,“並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猶,戎翟之國也。”按此,這個時期,盂縣西部地區連同陽曲大盂一帶為孟丙邑,東部地區為仇猶,治設今城東裏許之古城坪。

可見,春秋時期的“盂”與“仇猶”曾經是相鄰非屬的關係。

周定王十二年,智伯滅仇猶後,仇猶屬趙。

秦置郡縣。秦始皇十九年。

漢分天下為30郡,郡上設州,郡下隸縣,盂縣屬並州刺史部太原郡。漢以前,盂縣、仇猶仍然分治,漢時,始將盂縣和仇猶相合,名為盂縣。

三國時期,盂縣屬並州新興郡。西晉,盂仍屬並州新興郡。晉以後,盂縣為漢、趙、後趙、燕、魏、後燕等國所屬。

北魏、隋唐時期,轄治屢有變更。北魏建義元年。興道以北一帶北魏時曾為定襄郡屬地,至唐初始統為盂縣。

四、仇猶國與鮮虞中山國的關係

過去,當我們談到仇猶國的建立時,總是把它與鮮虞、肥、鼓聯係在一起,認為它們是在公元前六世紀白狄東遷過程中相繼建立的國家。近來,筆者在查找史料時發現,至遲在公元前774年,鮮虞的名字就已見諸史冊。如《國語·鄭語》中西周史伯答鄭桓公問語時說:“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

呂蘇生在《鮮虞中山國事年表疆域圖說補釋》一書中對這段文字加了按語,他說:

考史伯所言,在鄭桓公為周司徒時,當周幽王八年,即公元前七七四年。鮮虞之建國,當更早。《山海經·北山經》雲:“石山,鮮虞之水出焉,而南注於虖沱。”古時,“於”、“虞”二字可互通假。故鮮虞之得名,蓋即本於鮮虞水,所謂因地而氏者也。據譚其驤《山經河水下遊及其支流考》考證,“鮮虞水以地望推之,當即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於滹沱河之清水河。”此地恰與春秋戰國之鮮虞中山毗鄰,估計很可能是鮮虞人最早之發祥地。

由此說來,鮮虞國的建立可能還要早於公元前774年。若此,仇猶國與鮮虞同時建立之說便不能成立。然而,史籍中“仇猶國為中山國之附屬國”又作何解釋呢?這裏,有必要將鮮虞和中山的關係介紹清楚。

呂蘇生在《鮮虞中山國事年表疆域圖說補釋》一書中對此作了一番解釋。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