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玉隆
春秋時期的仇猶國，即現在盂縣的中、東和北部地區，有關仇猶國的情況，我們可以從許多文獻古籍中找到依據。如《史記·樗裏子甘茂列傳》第十一：使樗裏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遊騰為周說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括地誌》雲：“並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雲“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此外，《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史籍以及許多方誌中均有大同小異的表述。後世人對此亦作過大量的研究。郭沫若、翦伯讚、台灣學者柏楊等史學大師在他們的著作中都予肯定。隻是，多數學者對仇猶國的滅亡時間看法基本一致，即公元前457年由晉國智伯所滅，但對仇猶國的建立則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公元前569年，有的認為更早。這些，本文不想作詳細考釋，僅就仇猶國建立後引發的文化內涵試作探討。
首先，仇猶國建立的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大典。
由上所知，仇猶國是“夷狄之國”，後人考證為白狄人所建。那麼，白狄又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其與華夏族又是什麼關係呢？
有關“狄的記載始見於《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為姓，或以肥、仇猶為姓。這些狄族部落經過春秋戰國數百年同華夏族的錯居雜處，最後都融合於華夏族了。”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對的。據專家考證，春秋時期，見於史書的諸侯國名有一百二十八個。仇猶國能名垂史冊，本身就充分說明了它的存在價值。通過對仇猶國史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們進一步增進對華夏民族融合史的了解，而且可以使我們進一步認識仇猶文化衍生對後世產生的影響。據《北狄源流史》一書記載，仇猶國滅亡之後，“餘裔南遷於江蘇宿遷以投越國。……後又隨越南遷至浙江餘杭市北十五裏仇山，仇溪繞其麓，山上舊有仇王廟，因名。”近年來，河北井陘附近亦有仇姓人士到盂縣尋根問祖。這些，都說明了仇猶文化並沒有隨仇猶國滅亡而消亡，而是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
其次，現在盂縣境內尚有大量的仇猶文化遺存。
記得有人說過這樣的話：政治是暫時的，經濟是長久的，文化是永恒的。事實確實如此。仇猶國滅亡已經2460年了，當時的繁盛景象早已隨戰火而煙消雲散。然而，仇猶國形成的曆史文化卻永遠定格於曆史的長河之中。現在，盂縣境內尚有大量的仇猶文化遺存。一是仇猶國都城遺址。據明清《盂縣誌》載，“縣治東裏許有仇猶城，周圍九裏。”《地括誌》、《九州誌》也有記載。古城遺址位於盂縣城東裏許古城坪。現存城牆殘骸約數十米，夯上牆殘高0.5—3米、寬10米，夯層厚4—6厘米，局部達10—12厘米，夯窩直徑3—3.5厘米。在都城遺址中，隨處可見暴露的文化層，內含大量夾砂泥質灰陶及飾紋的泥質灰陶殘片；地麵曾采集繩紋磚，內素麵或籃紋、外飾粗繩紋或細繩紋的板瓦，素麵、雲紋半瓦當，斂口折沿深腹繩紋鬲，寬折沿繩紋盆，卷沿鼓腹圓底小口罐等器物。2003年，盂縣在修築金龍大街時，在城址附近還發現了戰國和漢代墓葬50餘座。經考古鑒定，時代與古城年代基本一致，應是古城同時期的遺存，其中戰國墓居多。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陶器、青銅器和車馬器。陶器組合為典型的戰國隨葬品組合，主要有鼎、豆、壺，車馬器有馬鑣、馬惠、馬轄。此外，還出土了8把戰國青銅短劍，這在晉東地區為首次發現，非常引人注目。
此外，盂縣牛村鎮教場村，相傳為仇猶國演兵之地，故名教場。《盂縣誌》載元吉村有仇猶國君墓。盂縣秀水村還出土過許多仇猶國刀形貨幣。盂縣城的鍾鎮街，相傳埋有晉國所獻的大鍾。盂縣桃園村有釣魚台，傳為仇猶國君釣魚處。盂縣清城村北5裏將軍嶺上有將軍墓，相傳為仇猶將軍殉難後葬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