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瑞
盂縣在春秋戰國時期稱仇猶，這是毫無異議的。但是對於仇猶是如何建立和演變的問題，卻存在著爭議。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說法：一是晉太子姬於封爵說；二是趙盾食邑說；三是盂丙封邑說。根據有關史書記載，我們認為這三種說法都不能成立，都不夠正確。
關於晉太子姬於封為仇猶伯的說法見於明嘉靖年間所編的《盂縣誌》中。此說有什麼曆史依據，書中卻並沒有說明。但是，我們卻能從史書中找到有關姬子於和晉太子事的記載。《史記》“晉世家”載，周成王的弟弟姓姬，字子於，曾封於唐，叫唐叔虞。古時的唐位於現在的山西翼城附近，是諸侯國家。嘉靖《盂縣誌》說的姬於可能就是姬子於之誤，如是，則姬子於被封為仇猶伯自然就是張冠李戴了。姬子於雖是周武王的兒子，但不是太子，更不是晉太子。唐改為晉是到了姬子於的兒子燮時候的事。而這裏所謂的晉太子，可能是指晉穆侯的太子姬仇。穆侯死後，晉太子姬仇被他叔父趕出國都，在外流亡了四年才又複國奪位，稱為晉文侯。晉太子出奔期間究竟到了什麼地方，是不是因名字中有仇字，就與仇猶聯係起來，從而穿鑿引申出封伯的事來？我們應明白，晉太子是出奔避難，不會給他辟土封爵的，況且太子是諸侯權位的當然繼承人，更不會有裂土分封之事。所以，晉太子姬於封爵說，是一種生拉硬扯、牽強附會的說法。
仇猶為趙盾食邑的說法出於明清的幾部縣誌中，這種說法的來源可能與盂縣藏山藏孤之事有關。關於屠岸賈誅殺趙氏，程嬰匿趙氏孤兒趙武於山中之事，《史記》“趙世家”有詳盡記載，但文中並沒有提到過趙盾以至於他的後代封於仇猶，卻明文記載有晉文公封“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的事。《國語》和《左傳》也有文公伐“原”以示信的記述。說的是魯僖公二十五年“原降。遷原伯貫於冀，趙衰為原大夫。”趙衰即趙盾之父，“原”是他的封地，即食邑。原在什麼地方？有的說是周朝的畿內邑，在現今河南境內；也有的說指山西的原平縣。不管怎麼說，都同仇猶聯係不起來。趙衰死後，他的長子趙盾繼父任國政，自然也繼承了趙衰的封邑，不可能再把原的封邑移到仇猶。由此可見，仇猶為趙盾食邑說沒有什麼史實根據，因而站不住腳。
盂丙封於盂，不僅盂縣的曆代縣誌這樣說，而且《左傳》、《史記》以及《資治通鑒》等史書也都肯定了這件事。但必須清楚的是盂丙封的盂，並不是仇猶。《左傳》“昭七公”載：魏獻子和盂。盂位於今陽曲縣東北三十裏的黃鼠村附近，和仇猶相距甚遠。這七縣原都是祁氏之封邑，從地理位置上看，分布在現在的晉中、太原等平川地帶，並沒有延伸到東部山區。因此，不能因盂丙的盂和現在的盂縣為同一“盂”字，就把那時的盂同仇猶等同起來。
從曆史事實中可以看到，以上三說顯然都不正確。那麼什麼才是符合曆史事實的可靠說法呢？據《括地誌》說，“並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猶，戎狄之國。”仇猶為狄族建立的國家，這種說法是比較可靠的。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夠詳盡地考究出仇猶國確切的始建年月和曆代的封爵姓氏，但依舊可以從一些史料中科學地推斷出它的建立與演變過程。
西周末，周室衰微，四夷交侵，周平王因而東遷洛邑，而不可能在其它時期。
仇猶國建立後，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到春秋末被智伯瑤所滅。這一史實，《呂氏春秋》、《戰國策》、《韓非子》、《史記》、《淮南子》等不少史書均有記載。即說智伯瑤蓄意滅仇猶，但苦於道路崎嶇，森林密布，戰車不能通行，所以借口給仇猶國送大鍾，讓其開路迎鍾，鍾後卻跟著智伯的兵馬，仇猶就此滅亡了。從此，仇猶成了智氏的邑地。
有一種看法，認為智伯滅仇猶是因為智氏和趙氏有矛盾，而仇猶又臣服或屬於趙地。前麵說過，仇猶既不屬於趙氏的封邑，也從來沒有向趙氏稱臣。因此，智伯瑤並不是為了想壓服或兼並趙氏而滅仇猶的。為了澄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再說一段晉國曆史。春秋末年，智氏、韓氏、魏氏、趙氏在滅亡範氏、中行氏之後，成了晉國四家最大的宗族，控製著晉國的政權，其中智氏勢力最大。晉定公三十七年被趙聯合韓、魏所滅亡，並三分其地。這時，仇猶才真正歸屬於趙。
這段曆史說明，智伯瑤滅仇猶，同攻鄭國、取中山一樣，都是他對外擴張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因為與趙氏有矛盾才這樣幹的。他不但與趙，而且與魏、韓也都有矛盾。但他十分講究策略，先假以王命，找一些掩人耳目的借口，然後才以兵戎相見，而不是冒然就去攻占三家的領地給人以口實。由此可見，因攻趙而先滅仇猶的說法不可信，也不符合曆史。
仇猶國雖然滅亡了，但在戰國的二百多年間，仇猶的名稱還一直沿用，直至秦始皇統一中國，設立郡縣後，仇猶才真正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