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玉亮
明代詩人楊升庵寫過一首著名的《臨江仙》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首詞，曾隨著《三國演義》片頭曲粗獷激越的旋律，響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至今仍時時回蕩在我的心頭。這位24歲中狀元，後因“議大禮”觸怒嘉靖皇帝遭廷杖，死而複生後在雲南度過幾十年淒苦的謫戍生涯的詩人，在經曆了由人生之巔到人生之穀的大起大落後，對古今萬事持這種曠懷達觀的態度，自在理喻之中；而能在平平淡淡度過60載光陰的我的心中引起共鳴，則緣於一筆沉重的宿債，一段沉埋於曆史深處的詭譎風雲。
我生於仇猶山之陽，億萬斯年羅河、冷泉河彙流衝積而成的這片狹長穀地，氣候溫和濕潤，土地肥沃豐饒，繁衍生息了我的祖祖輩輩。2400多年的風雨滄桑，兵燹戰火，饑饉洪荒，血淚浸淫，曆史的遺跡早已蕩然無存，但是，幾百代人的口口相傳，卻使那場慘烈的血戰的細節都栩栩然在人們的心頭演繹、展現。
那是一個夏日，高神山巔仇猶君廟廢墟上，幾個七八歲的孩子圍坐在一起，聽其中一位斷斷續續講從父兄處聽來的“天子爺”的故事，全然沒有顧及雲飛霧走，雷電交加，暴雨傾盆。刹那間，一幅奇異的情景出現了：滾滾翻卷的烽火狼煙，獵獵飄揚的殘破軍旗，狼藉的破車，扭曲的死屍，如雷如潮的嘶聲呐喊，如泣如訴的悲涼號角，一匹白馬從如蝗的矢鏃、從刀叢劍樹中騰躍而起，騎者披發仗劍，破碎的白龍戰袍帶縷紛飛……
我們全驚呆了，任烏雲翻飛，任金蛇狂舞，任雨箭淋身。造化的神奇魔力，竟能超越時空將逝去的景象重現，以至多年後我仍能感到心靈的震撼。
以後，我以一個農家孩子的執著，苦苦尋覓，尋覓那逝去的一切。“圍巷”的陣陣鬆濤，“披頭崖”的叢叢黃花，“天靈蓋”似臥牛的荊叢，都曾引發我思古之幽情。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期，風起雲湧的文革浪潮已逐漸失去其誘人的光環，百無聊賴的我鑽到故紙堆中，小心翼翼地拂去千年塵跡，發掘人類的沉甸甸的記憶。我發現，中國古代的史官們，大都像他們手中的竹管筆，寧折不彎，剛直不阿。我倍感榮幸的是，我們這個仇猶小國居然得到那麼多正直史官的垂青。在先秦和兩漢的一些重要史籍《戰國策》、《呂氏春秋》、《韓非子》、《史記》、《淮南子》中，都有關於仇猶的記載。《戰國策》記載：“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西漢淮南王劉安著的《淮南子》說：“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東漢高誘注：“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為和親。智伯因是滅取其國也。”《呂氏春秋》是記載最詳細的一部書，《呂氏春秋》說：“仇猶之君將斬岸堙穀以迎鍾。赤章曼枝曰：‘詩雲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與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鍾方車二軌以還君。君因斬岸堙穀以迎鍾，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歡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曼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仇猶亡。”盡管《戰國策》、《史記》是以“無備亡國”的典型，《淮南子》和東漢高誘注是以貪小失大的範例昭著史冊，給我心中的偶像塗抹了愚氓的色彩。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和本世紀初，對仇猶廢墟的兩次發掘，使我的認知實現了由理性向實證的飛躍。從發掘得知，仇猶城在今縣城東北的北村、水泉、南坪村之間。築城時間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城牆是用土夯築而成，說明當時的築城工具還比較落後。在城內牆西側試掘發現，“四層下的商末兩處坑墓……出土斂口折沿上斜、乳足黑皮褐陶鬲、蚌鐮、石刀，……還有樣式較多的石斧石器，……城牆的西側三層下，有大量的馬、牛、羊、狗骨架，說明那時還維持著耕作和牧獵結合的生產方式。”
仇猶國的滅亡是在公元前457年。按照戰國魏國史書《竹書紀年》記載：周貞定王十二年祭祀仇猶國君。再後來，仇猶君廟移到山麓，現在是牆倒屋塌，荊棘滿地。時間的流水，把曆史的恩怨情仇衝涮得了無痕跡。嗚呼！
作為僻處深山密林中的小國寡君，對春秋末期諸侯兼並、弱肉強食、貴欺詐、少誠信的時代大局缺乏了解，盲目輕信又剛愎拒諫，以致國破家亡、身死妃殉，是可以諒解並寄以同情的。仇猶滅亡當然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在，那就是落後的生產方式和國家弱小。落後就要挨打，弱小就要被欺淩，這是千古不易之理。與當時采用青銅乃至鐵製工具和武器的秦、晉、齊、楚等大國比，一個仍然以石刀蚌鐮從事牧獵耕植的彈丸小國簡直不堪一擊，試想，一個九裏六十步的土夯小城怎麼能頂得住千乘大軍的鐵蹄踐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