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關羽自恃勇武，對孫氏集團始終踞傲不敬。魯肅與他單刀相會，討要荊州，他盡管理虧，但仍然不肯從兩家聯合的角度著眼來妥善解決問題。孫權派使者為自己的兒子向關羽的女兒求婚，關羽不但不應許親事，反而辱罵使者，雙方關係越來越僵。
最後，東吳臣子中，主張連劉拒曹操的魯肅已經去世，而其他臣子，如代替魯肅統兵的呂蒙，就認為關羽平素驍勇善戰，且有兼並吳國的雄心，所以，要求出兵對付關羽。他說，“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複，不可以腹心待也。”（《三國誌·吳書·呂蒙傳》）
所以，孫權得到曹操的信後，欣然允諾。他召呂蒙回建業，共商奪取南郡的計劃。關羽也知孫劉聯盟不鞏固，這時既要奪取樊城，又得防備孫權偷襲荊州。
魏、吳的“陰謀詭計”，使“雄心勃勃”急於求成的關羽進退兩難。
前後夾擊中，不得不鋌而走險。
這是社會的發展規律，也是人類的進化法則。
看起來，好像是上帝給人類開的玩笑，比如你不管怎麼燒香，偏偏讓你“事與願違”。其實，最會開玩笑的，是曆史，是那些在曆史舞台上正叱吒風雲的各路精英，偏偏在時代最需要他們的時候，人生正精彩的時候，卻驚現“壯誌未酬”的懸念，似乎故意在給世人留點遺憾，比如關羽。
有人把關羽的悲劇叫“大意失荊州”。
我覺得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在這裏我想強調的一點是，這裏的“大意”，不能簡單地視為“目空一切、麻痹大意”，而是一種戰略進攻和戰略防禦方麵的“決策失誤”。丟了荊州，敗走麥城，不應該是關羽一個人的錯。究竟誰該為這場戰爭負責，那是史學家研究的範疇。
我們在這裏隻說關羽的傳奇。關羽留給我們最多的“傳奇”，是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英雄沒死，英雄關羽不該死。這就像臧克家老先生說的：“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關羽就是後者。
說來奇怪，關羽死後，反而備受推崇，民間稱“關爺”，雅士叫“關公”，更是“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全皈依；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曆代加尊號。”儼然成為代表中華民族“仁、智、禮、義、信、勇”的文化符號。
學人仕子仰其忠，武夫勁卒慕其勇，田叟村嫗感其神，行商坐賈庇其蔭。褒封不盡，廟祠無垠。如此“待遇”，古今中外恐怕隻有關羽一人！
厚德載物
縱觀文學作品和曆代帝王賜封，我們發現，中國古代名將成千上萬，關羽作為一個兵敗身死的武將最後卻被尊為“武聖”，靠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是其自身體現出的“仁義禮智信”等傳統美德。從武將、忠臣、義士、財神到“關聖帝君”，關羽的文化符號逐漸升級，遵循著“侯而王，王而帝，帝而聖，聖而天”的神化軌跡。
自三國時代起，官方的宣揚與民間的崇拜使“關公”成為曆代文人創作的最佳原型，千秋萬代履行著中華民族道德先驅與文化榜樣的職責。
真正史書上，對關羽的文字記載並不多見。《三國誌》的觀點，“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後世所流傳無數經典戰役，包括“溫酒斬華雄”“斬顏良誅文醜”“過五關斬六將”等，其中大部分不過是《三國演義》“移花接木”或虛構而來。民間也認為“呂布、馬超、典韋”武藝都在關羽之上，後世以其為武將標誌，主要是因為書中把他描繪為文武兼備，是少數能獨自鎮守一方的大將。劉備稱漢中王時，拜關羽為前將軍，總領荊州；關羽死後，由後主劉禪追諡“壯繆侯”。
除了武功，關羽為後世稱頌的，便是他對劉備的忠誠。從桃園結義開始，對劉備不離不棄，《三國誌·蜀書·關羽傳》稱之為“隨其周旋，不避艱險”。其中“屯土山約三事”、“掛印封金”、“護嫂千裏走單騎”，直至最後敗走麥城寧死不降，皆體現了他身為人臣的忠心耿耿。實際上，關羽身份被抬高與曆朝曆代統治者對其“忠誠”的推崇有關，曆代君王都會賜關羽封號，借此宣揚忠君思想，有益於對下屬乃至百姓的統治。
忠臣之外，關羽更為普通人敬仰的是超越政治的“講義氣”。曹操就說“雲長真義士也”，他用盡金銀、女色、爵位，均不能打動關羽“降曹”。關羽曾歎道：“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如此做法，曹操不但沒有怨恨關羽，反而認為其有仁有義，更加器重他。此後，關羽為曹操斬顏良、誅文醜，最終還在華容道冒違軍令狀殺頭之罪，放走曹操，有恩必報的態度使其忠義形象深入民心。
其“義舉”，也恰好符合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的信條。
毋庸置疑，關羽的形象是經過文藝作品與統治階級的一步步“加工”，逐漸成為仁義智勇禮信的“完美化身”。其美化標誌之一，就是自宋代開始在民間日趨增多的“關帝廟”。
因民間流傳關公保佑“盡忠盡義”之人，而這樣的信條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人們必備的美德，所以儒、釋、道等宗教均將其作為神靈供奉。而且，最大的奇跡是，在華夏民族發展過程中沒有信仰衝突。可見，關公精神的博大精深和深入人心。
有點不可思議的是，除了原先供奉關公的軍人、武師外，其他不相幹的行業也推崇關羽。其中，商人以拜關羽像昭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遵義守信不背叛承諾。此外，據稱關公像朝向大門，既可招財進屋，又可鎮守門戶，阻擋外邪。日久經後人神化，漸有“武財神”之名（曆史上有武財神趙公明、關雲長，文財神範蠡、比幹）。
據考證，關羽在成為“財神”前，統治階級、軍人好漢、知識分子階層比較崇拜。在其宗教化與財神化後，才真正貼近普通百姓，而且曆久不衰。甚至，在整個東南亞乃至西方國家均存在對關公的膜拜。
更荒唐的是，高希希（電視劇新版《三國》導演）在新版《三國》中，將關羽設置成自殺，曾引發人們的極大不滿。高希希對此解釋，當時是飾演關羽的演員於榮光提出，英雄的死需要有氣勢，被萬箭穿心死得既不好看，也太沒尊嚴，所以建議改為自殺。而高希希也覺得這樣改編挺好，“有種壯誌未酬身先死的感覺”。這種設置能突出了關羽的忠義一麵。他強調編劇朱蘇進也覺得關羽是“天下第一自傲的”，因此不會允許自己被別人殺掉。
看看，演員都這樣崇敬、這樣愛護、這樣美化關公，添油加醋、移花接木，甚至不惜外界的批評“篡改原著”，簡直近乎“捧殺”，更何況普通百姓乎！
夜讀春秋
故事中的關羽多以勇猛英武麵目出現，為何在“天下第一館”——河南省社旗縣山陝會館的春秋樓內，卻獨獨選取關羽讀春秋這樣的“光輝形象”來展示“關羽精神”呢？
這得從關羽喜讀《春秋》的曆史說起。相傳，關公從幼年開始，便喜讀《左氏春秋》等儒家經典，深明大義。
這裏有《三國演義》的情節為證：關羽寄身曹操麾下時，曹操曾欲“亂其君臣上下之禮”，隻給破屋一間，結果關羽奉二嫂入住，自己卻在院中秉燭夜讀《春秋》，令曹操感慨萬分。第二天曹操便趕緊給兩位劉夫人另行安排後室居住，後室前有一水池，名曰“雷池”，關羽每日清晨必向兩位嫂嫂問安，但從不跨過“雷池”進入後室，“不越雷池一步”就是由此來的。
需要做些說明的是，《春秋》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此書按年記載了春秋時魯國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間（前722～前481或前479）的曆史大事，其紀年依據魯國，記述範圍卻遍及當時整個中國。內容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天文氣象、物質生產、社會生活等諸方麵，是當時有準確時間、地點、人物的原始記錄。如，它記載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現代天文學推算完全符合，證明《春秋》確是當時信史，絕非後人所能杜撰。
舊說《春秋》為孔子所作。但近代學者研究證實，它應為魯國曆代史官世襲相承集體編錄。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傳。《論語》、《左傳》中都記有孔子對春秋時代曆史人物、事件的評述，可見這是孔門弟子研討的重要內容之一。
當時正值社會劇變，禮壞樂崩，“天子失官”之時，原屬官府掌管的《詩經》、《尚書》、《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間，成為孔門教學的寶貴資料。
將世代相傳的國史《春秋》作為教材，傳抄流布，大約便是孔門後學所為。傳說孔子晚年的學生子夏即為擅長《春秋》的大師，而將孔子生卒記入《春秋》也當出於孔門後學對先師的敬意。孔子雖不曾編寫過《春秋》，但講述研習《春秋》卻應肇端於孔子。
現存《春秋》分別載於《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傳經文大同小異。《左傳》，又名《春秋左氏傳》，以大量翔實豐富的史實傳世，是我國第一部較為完備的編年體史書。相傳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據考證，成書時間當在戰國中期。記事起於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於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比《春秋》記事時間延長了許多，是學習、研究先秦曆史、文學、哲學和語言必讀的典籍。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春秋》的不足。
但在政治方麵，《春秋》又具有不可與《左傳》等同的意義。漢以後，《春秋》被尊為孔子編撰的聖經，在政治上、學術上處於至高無上的尊位。
曆代不少儒生對它曲解依托，盡情發揮，使它在經學和史學領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麵都產生過重大影響。
《左傳》是儒家經典之一，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公羊傳》、《穀梁傳》是從政治和思想方麵去解釋《春秋》，而《左傳》則從豐富的曆史材料去詮釋《春秋》。唐劉知幾《史通》評論《左傳》時說：“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對研究春秋史和遠古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左傳》敘事敢於直書不諱，揭示事情的真實麵貌，全書有關戰爭的文字較多，這些文字翔實生動，如晉楚城濮之戰、秦晉崤之戰、齊晉之戰、晉楚鄢陵之戰，都有出色的敘述。善於敘事，講究謀篇布局，章法嚴謹，都是《左傳》的獨到之處。正因為如此，它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