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太原城，驅車西南方向，順著汾河，走到約近百公裏處，突見一古城雄立，形貌敦厚，莊重雄偉，此為平遙。
城牆之上，翹角樓台，廣布洞口；城牆內，大街小巷，古色古香，票號、錢莊、當鋪、中藥店、綢緞莊、雜貨鋪以至扇子、燈籠、戲裝鋪等林立密布，仿佛夢遊天街……
北方城郭
平遙舊稱“古陶”，始建於西周宣王時期（公元前八二七年-公元前七八二年）。春秋時屬晉國，戰國屬趙國。秦置平陶縣，漢置中都縣，為宗親代王的都城。北魏改名為平遙縣。
明朝初年，為防禦外族南擾，始建城牆，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在舊牆垣基礎上重築擴修，並全麵包磚。以後景泰、正德、嘉靖、隆慶和萬曆各代進行過十次的補修和修葺，更新城樓，增設敵台。
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三年）因皇帝西巡路經平遙，而築了四麵大城樓，使城池更加壯觀。平遙城牆總周長六一六三米，牆高約十二米，把麵積約三平方公裏的平遙縣城一隔為兩個風格迥異的世界。城牆以內街道、鋪麵、市樓保留明清形製；城牆以外稱新城。這是一座古代與現代建築各成一體、交相輝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
迄今為止，較為完好地保留著明、清（一三六八-一九一一年）時期縣城的基本風貌，堪稱中國漢民族城市在明清時期的傑出範例。在中國曆史的發展中，為人們展示了一幅非同尋常平遙古城的文化、社會、經濟及宗教發展的完整畫卷。
清代晚期，總部設在平遙的票號就有二十多家，占全國的一半以上，更被稱“古代中國華爾街”。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創建於清道光年間、以“彙通天下”而聞名於世的中國第一座票號“日升昌”。
城如臥龜，六座城門甕城、四座角樓和七十二座敵樓，皆類烏龜形體上的部位。街道格局為“土”字形，建築布局則遵從八卦的方位，體現了明清時的城市規劃理念和形製分布。城內外有各類遺址、古建築三百多處，有保存完整的明清民宅近四千座，街道商鋪都體現曆史原貌，被稱作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的活樣本。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21屆大會，決定將平遙古城以古代城牆、官衙、街市、民居、寺廟作為整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宗教發展的實物標本。
更值稱道的是，清代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的雛形“日升昌”票號在平遙誕生。三年後，“日升昌”在中國很多省份先後設立分支機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它的業務更進一步擴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羅斯等國家。當時，在“日升昌”票號的帶動下，平遙的票號業發展迅猛，鼎盛時期這裏的票號竟多達二十二家，一度成為中國金融業的中心。
於是，我就納悶了：在中國，一個地處北方黃土高原的小縣城，憑什麼一躍成為舉世矚目的“金融中心”、“世界遺產”的呢？他們是怎麼積累起如此龐大、數量驚人的財富呢？
應運而生
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現代學者餘秋雨認為，西北是一個離京都相對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盡管清朝統治者來自於東北，但是對西北還很陌生，生態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後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所有的開支有沒有通過一定的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山西正是首當其衝，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實，掀開中國近現代商業史一頁不難發現，晉商的“原始資本積累”曾跟清朝政府發生著比較大的緊密關係。遍地開花，甚至花開海外的票號，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彙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大筆的存款。這種互相依附的狀態，不也是一種順應時代潮流的默契？
有需求就有服務。所以，晉商是聰明的。
當然，能把事情做成事業，僅僅擁有聰明是不夠的，還得有吉普賽人的那種敢闖敢幹和吃苦耐勞精神。
遠在東南的武夷山是中國最有名的茶葉產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時候，大量的客商都會彙集到這裏。三百多年前，來到這裏的商人絕大多數都操著山西口音。
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歐亞大陸上又形成了一道國際通道——茶葉之路。茶葉之路大的概念是從中國杭州、武夷山（現福建）、漢口附近的羊樓山、赤壁采集了茶葉，主要是粗茶、磚茶。這種茶，通過山西商人的組織在漢口以南一直是用船來運輸。到了漢口起岸，通過水路，經中原賒店，再用高腳（駱駝、騾子）運到現在的張家口。最後，運到烏蘭巴托（當時的庫侖）、現在蒙古西部的烏裏雅蘇台和科布多、俄國邊境城市恰克圖。
事實上，這條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同治時期），通過恰克圖這一條路線不包括海拉爾和塔爾巴哈台，光中間這一條路線的交易量占俄國的出口貿易的40%，占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進口出口貿易總量分別是18%、16%是通過恰克圖市場進入俄國，然後進入歐洲市場的。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田培棟分析說，好多的商人到那兒經商，而且在那個地方貿易額占的比例很大，在這種條件下才產生會館，商人才出錢湊起蓋會館，把會館弄得富麗堂皇，很有聲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個標誌。
據史料記載：民國元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有一個調查，這個調查發給各個會館的，其中山西的會館首席董事他給美國領事回了一個報告說，由於山西商人在鹽業、典當、錢業、顏料、紙業這些行業商號眾多，不可數計，所以無法統計。
敢為人先
誠然，平遙古城憑借各種“硬件”實力成為中國漢民族古縣城的典型代表，但平遙人的開拓進取精神更為古城增光添彩，是一道推動平遙經濟發展的“軟實力”。
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在平遙古城內誕生了全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日升昌”的創立，在中國古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它標誌著中國近代的新型金融業，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商業和金融機體中生成。
這種敢為人先、敢吃螃蟹的進取精神，在當時風雨飄搖的曆史夾縫中，有幾人敢想敢為？但，平遙人做到了。不僅想到了，而且立馬付諸實施還最終成功了。
一個念想，成就了一個曆史的幸運兒。這便是中國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