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晉商能夠在全國呼風喚雨，就是他們抓住了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麼一個曆史性的機遇，才使得晉商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
我覺得，有這樣看法的人未免偏激。老天給每個人的機會都是公平的，你為什麼就沒抓住？你隻要靜心地看看平遙人後來的舉動，就會瞬間明白自己的短見和荒唐。
當很多中國人都在國難當頭望洋興歎的時候，精彩的故事卻在平遙人的頭腦裏洶湧澎湃。誰可曾想到，他們正在根據當時國情醞釀著更大的挑戰。
公元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晚六時，在北京城一座頗為雅致的飯館裏，一群山西商界的頭麵人物正在宴請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設宴歡迎梁啟超，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十分大膽的計劃，由他們出麵籌備組織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山西商人們希望借助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動這項計劃的實施。
這項行動，即使拿今天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麵組建中央銀行也顯得過於大膽，甚至不可思議。因為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金融中樞，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
但梁啟超並沒有覺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實際，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當時中國唯一能做成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
他在演講中就說：“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曆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梁啟超憑什麼對山西商人做出如此之高的評價呢？
因為，中國的商業起步比較晚，而且與那些西方資本主義強國根本不是一個層次，但在曆史上平遙人確實有段時間很輝煌。這種輝煌，對於經濟落後的中華民族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晉商，應該說是龍頭是老大。
金融的發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的標誌。正是因為這樣，晉商才贏得了信譽，有了這種信用以後，商業的規模才能擴大，社會的資源才能充分利用，商業進程的範圍才能更加廣闊。而這一點，是從平遙開始的。
雄風猶存
城牆平麵呈方形，周長六千餘米，高十米，垛堞高兩米，頂寬四米左右，牆身素土夯實，外包青磚，內牆磚砌排水槽七十七個。牆頂外築兩米高的垛口牆（又稱擋馬牆），取孔子弟子、賢人之數，設垛口三千個，敵樓七十二座，內砌女兒牆。
四隅角樓四座，東城牆上有點將台，東南角城頂上築魁星樓和文昌閣。出於軍事防禦需要平遙城牆建有重門甕城六座，南北各一、東西各二，南曰迎熏，北曰拱極，上東門太和，下東門親翰，上西門永定，下西門鳳儀，每座甕城都建有重簷歇山頂城樓，六座重門甕城外原設有吊橋。
城牆外四周有護城河寬三米。城南有麓台山和柳根河，“山水朝陽，龜前戲水”。城門外小城，又叫月城，用以增強城池的防禦能力。
《武經總要前集·守城》記載：“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為之，高厚與城等，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平遙古城的甕城城門與大城門的朝向多數呈九十度夾角（南門和下東門除外），即便敵軍攻破了甕城城門，還有主城門防禦，由於翁城內地方狹窄不易於展開大規模兵力進攻，延緩了敵軍的進攻速度，而城牆頂部的守軍則可居高臨下四麵射擊，給敵人以致命打擊，正所謂關門打狗、甕中捉鱉。
“譙樓”築於城池的城門頂，造型古樸、典雅，結構端莊穩健；城牆四角有樓櫓，主要用以彌補守城死角即城牆拐角處的防禦薄弱環節，從而增強整座城牆的防禦能力。角樓分別指西北角的“霞疊”樓，東北角的“棲月樓”，西南角的“瑞靄樓”，東南角的“凝秀樓”。
街道呈十字，店麵皆沿街而建。鋪麵結實高大，簷下繪有彩畫，房梁上刻有彩雕，大方雅觀。鋪麵後的居民宅全是青磚灰瓦的四合院，軸線明確，左右對稱，布局嚴謹，軸線明確，左右對稱、主次分明、輪廓起伏，外觀封閉，庭院深深。
精巧的木雕、磚雕和石雕配以濃重鄉土氣息的剪紙窗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迄今漢民族地區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居民群落，集中體現了公元十四至十九世紀前後漢民族的曆史文化特色，對研究這一時期的社會形態、經濟結構、軍事防禦、宗教信仰、傳統思想、倫理道德的人類居住形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當時中國最富庶的蘇州，在明清兩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能夠想象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從這裏找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州人準備建立一個戲曲博物館時，他們選擇的館址竟然是一座當年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座精美的戲台。
其實，會館並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動場所，這裏隻是他們聽戲、聊天、聯絡鄉情的地方，即今天的一個臨時俱樂部。
“俱樂部”不論如何精美，都隻是山西商人偶爾歇腳的地方。試想，他們居家過日子的地方會高檔到什麼程度呢？
在平遙，這些飛簷翹角、雅致古樸的民居幾乎隨處可見。然而，昔日院子的主人並不都是什麼有名望的人物。正是這種普通，更加襯托出一種氣度。
當高聳的屋脊、厚實的院牆密密匝匝地擠成一片時，這樣的規模就彙成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象征——富裕。
我們完全可以想見，一兩百年前，當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居住在土坯壘成的房舍裏的時候，山西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提升到一個令今天的人們都羨慕的境界了。
崇商重學
毋庸置疑，當時晉商經營商品之多、投入資金之多、從業人員之多，在其他所有的商幫裏麵都是首屈一指的。他們控製了幾個行業，比如金融業完全由晉商來控製，還有一些顏料業也在晉商手裏控製，他們在當時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筆者在翻閱大量史書時發現，晉商家族在經商之餘，還有非常重學的一麵，其中不乏有文化教養的高士，他們都具有以學保商，“學而優則商”的特點。如，榆次車輞人富商常氏，他們尊師重教，為子弟提供了優越的學習條件，但其目的不是“學而優則仕”，而是為常氏經商活動培養人才。
九世常萬已、常萬達兄弟在就學時，學習成績優良，但學成後並未去參加科考，而是隨父親常威到張家口經商。由於常氏兄弟有文化，經商多謀略，後來常萬已創立“十大德”，常萬達創立“十大玉”商號，成為晉商中一支勁旅。他倆的堂兄弟常萬育，讀書時“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遠，母獨命學陶朱術”，他經商二十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經商為榮。十二世常麒麟，已選拔貢，需赴京入國子監，但他棄儒為商。其子常繼豐，少年就學時，詞章粹美，但他考入國子監，後又實授“遊擊”之後，仍然棄官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