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講，研究哲學，有問題的、時代的、宗派的三種方法，各有長處，各有短處。問題的研究法固然好，但本講演用來不方便，所以先在前論最末一章，專講儒家哲學之重要問題，以為補充。時代的研究法，固然亦有短處，但用之講演，最為相宜。所以本論各章，全用這個方法。唯如不先提綱挈領，不能得一個大意，現在要講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就是想使諸君先得一個大意。
晚唐及五代，經過長時間的內亂，軍閥專橫，人民不得休息。宋初，承這種喪亂凋敝之後，極力設法補救，右文輕武，引用賢才。所以各種學術，均極發達，儒家道術，尤能獨放異彩。後世言學問者，總以漢學宋學並稱，不入於彼，則人於此。可以見得宋學的發達，及其重要了。
《宋元學案》把孫複及胡瑗，作為宋學祖師。其實他們二人，在宋朝初葉，不過開始講學，與宋代學風，相去甚遠。真正與宋學有密切關係的人，乃是幾個道士或文人，如陳摶、種放、穆修、李之才、劉牧等，後來的儒家，都受他們的影響。孫、胡二人，比較平正通達，提倡躬行實踐，私人講學之風，自他們以後而大盛。陳、種等，純以道教《黃庭經》及練氣煉丹之說，附會《易經》，太極圖說即由他們而出。但是陳、種與王、何不同，王弼、何晏以先秦的道家哲學，附會儒家，陳摶、種放以晚出的道教修煉法，附會儒家。
由此看來，宋初思想界，可以說有兩條路，孫複、胡瑗是一派，陳摶、種放又是一派。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就是混合這兩派的主張，另創一種新說。宋人所謂儒學正宗，專指五子一派。宋人喜歡爭正統，最是討厭，政治上有正統偏安的爭執，學問上有正統與異端的爭執。儒學如此，佛教亦然。天台宗分為山內山外兩派互爭正統，禪宗分為臨濟、雲門、曹洞、溈仰、法眼五宗，互爭正統。
這種正統的爭執，是宋人一種習氣，暫且擱下不講。單講所謂五子，自濂溪到二程，傳到後來，為南宋朱學一派。濂溪為二程的先輩，朱派謂二程出於濂溪。橫渠為二程表叔，年齡相若，互相師友，朱派謂橫渠為二程弟子。平心而論，五家獨立，各各不同。泛泛的指為一派，替他們造出個道統來，其實不對。
“五子”這個名詞，不過程朱派所標榜而已（後來亦除出邵子加上朱子，謂之五子）。北宋學術，不能以五子盡之。當時為學問複興時代，儒佛融通以後，社會思想起很大的變遷，有新創作的要求，各自努力，不謀而合，遂發生周邵張程這些派別。此外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那般人，雖然是政治文章之士，但是他們都在儒學思想界占有相當位置，不可忽視。
1．歐陽修。他是宋代文學的開創者，詩文皆開一代風氣。但他在思想界有很大的貢獻，在勇於疑古，他不信《係辭》，對於《詩》、《書》及其他諸經，亦多所疑難。所疑難對不對，另一問題，但這種讀經法，確能給後學以一種解放。他著有《本論》一篇，繼承韓愈《原道》那一派辟佛論調，亦宋儒學術淵源所自。
2．王安石。他是一個大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大學者。所著各經《新義》，頗能破除從前漢唐人的講經方法，自出心裁。他的文章精神酣暢，元氣蓬勃。文集中，關於心性的文章很多，其見地，直影響到二程（例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朱子引作程子說，其實此二語出於荊公）。
3．司馬光。溫公全部精力，都用在史學方麵，所著《資治通鑒》，貫串諸史，為編年體中一大創作。文集中，關於討論哲學問題的文章很多，可見得他在儒學方麵，亦是異常的努力。他著有《疑孟》一書，對孟子學說頗多不滿。這也難怪，其實溫公學術有點近於荀子。
4．蘇軾。蘇氏父子，都是大文學家，有《戰國策》縱橫馳驟之風。在學問上，亦能創立門戶，後來蜀學與洛學，立於對抗的地位。東坡對於佛教，不客氣的承認，禪宗尤其接近，所作詩文，往往有禪宗思想。他對於道教，亦不排斥，晚年生活，完全變為道家的氣味。
大抵這四家，歐陽最活潑，王最深刻，蘇最博雜，司馬最切實。南宋浙東一派，即由司馬而出，對於哲理講者不多，門下生徒注重躬行實踐，所受他方影響，尚不算深。程朱以外的學派，其約略情形如此。
再回頭說到北宋五子。
1．周濂溪。周子《通書》，與程朱一派，有相當的關係，但極簡單，可以有種種解釋。《太極圖說》，與程朱關係很深，在南宋時，曾因此起激烈的辯論。朱子讚成《太極圖說》，且認為濂溪所作；陸子反對《太極圖說》，且認為非濂溪所作。依我看來，許是周子所作，但是對於內容，我持反對論調，與象山同。象山以為《太極圖說》無甚道理，定非周子所作，想把這篇劃開，周仍不失其為偉大。晦翁以為《太極圖說》極其精微，周之所以令人崇拜，完全在此。
然則《太極圖說》是怎樣一個來曆呢？向來研究宋學的人，不知所本，以為周子所獨創。清初學者，才完全考訂它由陳摶、種放而出，這原是道教的主張。周子從道教學《太極圖說》，究竟對不對，那另是一個問題，但是它的影響很大，為構成宋學的主要成分。要是周子除了《太極圖說》，專講《通書》，倒看不出在學術史上，有多大關係了。朱派以為二程出於濂溪，其實不然。二程但稱周子，不稱先生，先後同時，差十餘歲，關係異常淺薄。
2．邵康節。康節從道教的李之才，得圖書先天象數之學，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環堵蕭然，不改其樂。其治學，直欲上追漢的五行，戰國的陰陽家、鄒衍一派。但他所講陰陽五行，又與漢人不同，專憑空想，構造一種獨創的宇宙觀。他認為宇宙萬有，皆生於心，所以說：“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又說：“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我們看邵子這種主張，實際上不是儒家，亦不是道家，自成一派。
邵子言性，亦主性善，以為仁義禮智，性中固有，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但是他的主張，又與孟子不同，凡孔孟所講治學方法，他都沒有遵行。他不是和尚，亦不是道士，事事憑空創作，後來的人，沒有他聰明的，抄襲他的語言，不能傳他的學問，所以影響不大。邵子在學術界，是一個彗星，雖沒有頂大的價值，但不失為豪傑之士而已。
3．張橫渠。橫渠為宋代大師，在學術界，開辟力極強大。哲學方麵，他與二程同時，互相師友，互相發明，不能說誰出於誰，朱派把他認為二程門下，是不對的。橫渠不靠二程，二程不靠橫渠，關洛各自發達，可以算得一時豪傑之士。他對於自然界，用力觀察，想從此等處建設他的哲學的基礎，但立論比二程高。二程為主觀的冥想，很帶玄學色彩；他是客觀的觀察，很富於科學精神。他主張氣一元論，由虛空即氣的作用，解釋宇宙的本體及現象，與周子的《太極圖說》、邵子的先天論，皆不相同。修養方麵，他直追荀卿，專講禮，並以禮為修養身心的唯一工具。《理窟氣質》篇說：“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宋代學者，於開發後來學派最有力的人，當推橫渠及二程，其重要約略相等。橫渠死得早，門弟子不多，流傳未廣。南宋的朱子，受其影響極大。朱自命繼承二程，其實兼承橫渠，朱子的居敬格物，皆從橫渠的方法模仿得來。
4．二程子。向來的人，都把二程混作一塊說，其實兩人學風，全不一樣。明道是高明的人，秉賦純美，不用苦功，所得甚深。伊川是沉潛的人，困知勉行，死用苦功，所得亦深。以古代的人比之，大程近孟，小程近荀，所走的路，完全不同。大程可以解釋孟子，小程可以解釋荀子。明道的學問，每以綜合為體；伊川的學問，每以分析立說。伊川的宇宙觀，是理氣二元論；明道的宇宙觀，是氣一元論。這是他們弟兄不同的地方。
程朱自來認為一派，其實朱子學說，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淺。明道言仁，嚐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言致良知，又說：“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開後來象山一派。伊川言涵養須用敬，嚐說：“人敬之道始於威儀，而進於主一。”言進學在致知，又說：“窮理即是格物，格物即是致知。”開後來晦翁一派。其詳情，下麵另有專章再講，此處可以不說。
大概北宋學派，可以分此九家。純粹的“苦學派”有五家，即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此外，尚有四家，即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最重要的為橫渠及二程。橫渠不壽，弟子無多，所以關係不大。二程一派，由謝上蔡、楊龜山、遊廌山、呂藍田程門四先生，傳演下來，成為朱子一派。朱子學問，出於李延平，李延平學於羅豫章，羅豫章出於楊龜山。陸子學問，雖非直接出於明道，然其蹊徑，很像上蔡，上蔡又是明道的得意門生。我們可以說大程傳謝，謝傳陸；小程傳楊，楊傳朱。北宋學派及其傳授大概情形，約略如此。
上麵說北宋最著名的學者有五家，號稱北宋“五子”。南宋最著名的學者，亦有四家，號稱南宋“四子”。
1．朱熹字晦翁。
2．張栻字南軒。
3．陸九淵字象山。
4．呂祖謙字東萊。
這四家中，朱陸最關重要，宋代的新的儒家哲學，他們二人集其大成。張呂皆非高壽，五十歲前後死，所以他們的門生弟子，不如朱陸之盛。南軒的學風，同朱子最相近，沒有多大出入。東萊的學風，想要調和各家的異同。最有名的鵝湖之會，即由東萊發起，約好朱陸同旁的幾家，在鵝湖開講學大會，前後七天。這件事，在中國學術史上，極有光彩，極有意義。呂是主人，朱陸是客，原想彼此交換意見，化異求同，後來朱陸互駁，不肯相讓，所以毫無結果。雖說沒有調和成功，但兩家經此一度的切磋，彼此學風都有一點改變，這次會，總算不白開了。由鵝湖之會，可以看出朱陸兩家，根本反對之點，更可以看出東萊的態度及地位如何。
至於朱陸學說的詳細情形，留到本論再講，此刻不過提出兩家要點，稍為解釋幾句。朱子學派，祖述程子—二程子中之小程，即伊川。伊川有兩句很要緊的話：“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他教人做學問的方法如此。用敬，關於人格方麵，下功夫收攝精神，收攝身體，一切言語動作，都持謹嚴態度，堅苦卓絕，可以把德性涵養起來，什麼叫“用敬”？就是主一無適之謂。以今語釋之，即精神集中，凡作一件事，專心致誌，沒有作完時，不往旁的想。致知，關於知識方麵，不單要人格健全，還要知識豐富。什麼叫“致知”？朱子釋為窮理，《補大學格致傳》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朱子學問具見於文集、語錄及《性理大全》，不過簡單的說，可以把上麵這兩句話概括之。
陸子學派，有點像大程，即明道。最主要的，就是立大、義利之辯和發明本心。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陸子將此二語極力發揮。何謂立大？就是眼光大的人，把小事看不起，譬如兩個小孩，爭奪半邊蘋果，大打一架，大哭一場。在我們絕對不會如此，因為我們至少還看見比蘋果大的東西，就不為小物而爭奪了。明人嚐說：“堯舜事業，不過空中半點浮雲。”就是因為他能立大。所以漢高祖、唐太宗的事業，從孔子、釋迦、基督看來，亦不過半邊蘋果而已。立大，是陸學根本。至於他用功的方法，第一是義利之辯。何謂義利之辯？就是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個話，從前人目為迂闊，其實不然。做學問就是為學問，為自己人格的擴大崇高，不是為稿費，不是為名譽，更不為旁人的恭維。譬如說捐軀愛國，要是為高爵，為厚祿，為名譽，那全不對，一定要專為國家才行。朱子知南康軍事時，修複白鹿書院，請陸子講演，陸子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那天天氣微暖，聽眾異常感動，遂不覺汗流浹背。於此可見陸學的門徑了。第二是發明本心。何謂發明本心？就是孟子所說“不失其赤子之心”。陸子亦相信人性皆善，隻要恢複本心，自然是義不是利，自然能夠立大。做學問的方法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本心放失，精神便衰頹，本心提起，誌氣立刻振作。好像一座大火爐，縱然飛下幾塊雪片，絕不能減其熱烈。陸子這個話，從大程子出，大程子的“識得仁體”，就是陸子的“發明本心”。以現在的話來說，又叫著認識自我。人的本心，極其純潔，隻要認識他，恢複他，一切零碎壞事，俱不能搖動。人看事理不明，因本心為利害所蒙蔽了。
知識方麵，朱子以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陸子以為學問在書本上找，沒有多大用處，如果神氣清明，觀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夠清楚。修養方麵，朱子教人用敬，謹嚴拘束，隨時隨事檢點。陸子教人立大，不須仔細考察，隻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難搖動。所以朱謂陸為空疏，陸謂朱為支離，二家異同，其要點如此。陸不重書本，本身學問雖博，而門弟子多束書不觀，袖手清談，空疏之弊，在所難免。朱子重書本，並且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但天下事物，如此之多，幾十年精力，一件都不能窮，又安能即凡物而窮之呢？
兩家主張不同，彼此辯論，互不相服。後來有許多人，專講調和，或引朱入陸，或引陸入朱，而兩家門下則彼此對抗。引陸入朱的人，以為自經鵝湖之會以後，象山領悟朱子，子壽尤為敬服。引朱入陸的人，如王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李穆堂又作《朱子晚年全論》，證明朱子晚年，與陸子同走一條路。然站在朱子方麵的人，則目王、李為荒唐。平心而論，兩派各走各路，各有好處，都不失為治學的一種好方法，互相攻擊，異常的無聊。最好各隨性之所近，擇一條路走去，不必合而為一，更不必援引那個，依附這個。
南宋學派，主要的是朱陸兩家，曆元明清三代，兩派互為消長，直至現在，仍然分立。兩派之外，還有兩個人應當注意。一個是張南軒，可以說他是朱學的附庸，死得很早，沒有多大成就，與朱子並為一派無妨。南軒生在湖南，湖湘學派，與朱子學派，實在沒有什麼區別。
一個是呂東萊。呂家世代都是有學問的人，所以呂家所傳中原文獻之學，一麵講身心修養，一麵講經世致用，就是我們前次所說內聖外王的學問。朱陸偏於內聖，東萊偏於外王。東萊自己，家學淵源，很好很有名，雖然早死，而門弟子甚多，後來變為永嘉學派。永嘉學派，最主要的有這幾個。（1）薛季宣號艮齋。（2）陳傅良號止齋。（3）陳亮號同甫。（4）葉適號水心。他們都是溫州一帶的人。艮齋止齋，專講學以致用，對於北宋周程一派，很多不滿的批評。以為隻是內心修養，拘謹呆板，變為迂腐，應當極力提倡學以致用，才不會偏。同甫氣魄更大，頗有遊俠之風。他的旗號是“王霸雜用，義利雙行”。對於朱子的窮理格物，固然反對，對於陸子的義利之辯，亦很反對。論年代，薛稍早，與朱陸差不多，二陳稍晚。論主張，艮齋和止齋相同，同甫走到極端。東萊本來是浙人，浙江學者大半屬東萊門下。東萊死，兄弟子侄門生，全走一條路，就是薛陳所走這條路，以後成為浙派。
朱子自信甚堅，對於旁的學派，辯得很起勁。朱子在學問上的兩大敵，一派是金溪（即象山），一派是永嘉（即薛、葉、二陳）。朱子很痛心，本來東萊門下，全都和他要好，後來都跑到永嘉一派去了。文集中，與象山和止齋辯論的信很多，語錄中，批評陸派和永嘉的話亦很多。朱陸在當時都很盛，朱子門下最得意的是黃勉齋、蔡元定，沒有多大氣魄，不能夠把他的學問開拓出來。其後一變再變，成為考證之學。朱子涵養用敬的工作，以後沒有多大發展，進學致知的工作，開後來考證一派。朱派最有光彩的是黃震（東發）、王應麟（伯厚）二人，黃的《黃氏日鈔》，王的《困學紀聞》，為朱派最有價值之書。清代考證學者，就走他們這一條路。
象山門下，氣象比朱派大。朱子對於象山雖不滿，而謂其門下光明俊偉，為自己門下所不及。象山是江西人，在本地講學最久，但是幾個大弟子，都是浙東人，所謂甬上（寧波）四先生，即楊簡、袁燮、舒磷、沈煥，得象山的正統。江浙二省，在學術上有密切關係。象山是江西人，其學不傳於江西而傳於浙東，陽明是浙東人，其學不傳於浙東而傳於江西。楊、袁、舒、沈是浙東，呂、薛、陳、葉亦是浙東，後來陸派同永嘉結合，清代的黃梨洲、萬季野、邵念魯、章實齋，他們就是兩派結合的表現。
南宋四子，實際上隻有三派，即朱派、陸派及永嘉派，這三派在當時尚未合一。南宋末年，幾乎握手，可惜沒有成功。元明以後，朱學自為一派，陸永合為一派，其勢力直籠照到現在。
南宋時代，南方的情形如此，北方的情形，又怎麼樣呢？北方自金人入主後，中原殘破，衣冠之屬，相繼南遷。所以在宋金對峙時，南方的文化，比北方高。但金至世宗一朝—約與孝宗同時，四五十年間，太平安樂，極力模仿漢化，文運大昌。金方所流行者，為三蘇一派，因為模仿東坡父子的文章，連帶模仿他們的學術。所以那政治上宋金對峙，學術上洛蜀對峙。北方的人，事事幼稚，文學不振，哲學更差。唯有一人，應當注意，即李純甫號屏山。宋儒無論哪一家，與佛都有因緣，但是表麵排斥。宋儒道學，非純儒學，亦非純佛學，乃儒佛混合後，另創的新學派。屏山是宋人，自然要帶點佛學氣味，不過他很爽快，所著的《鳴道集》，直接承認是由佛學出來，對洛派二程異常反對，指為陽儒陰佛，表裏不一。他所講的內容，好像李翱的《複性書》，發揮得更透徹明白。
朱子到晚年，一方麵學派日昌，弟子遍於天下，一方麵抵觸當道，頗幹朝廷厲禁。其中如宋寧宗的宰相韓侂胄執政時，在朝的朱子，及在野的同黨，俱持反對態度。侂胄亦指朱子為偽學，排斥不遺餘力。北宋的元祐黨人、南宋的慶元黨人，俱以正士為朝廷所不容。朱子死後，弟子不敢會葬，可見當時朱學所受壓迫的程度了。又經幾十年，到理宗中葉及度宗初葉，偽學之禁既開，而當時講學大師，朱陸兩家門下（陸派亦在偽學禁中），俱在社會上很有聲譽，朝野兩方，對宋學異常尊崇，其勢複振。不久，宋室滅亡，蒙古代興。
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國，文化不高，時間又短，在學術史上，占不了重要位置。內中隻有戲曲的文學差可撐持，天文數學亦放異彩，至於哲學方麵則衰微已極。元朝學者，唯許衡（魯齋）、劉因（靜修）、吳澄（草廬）三人，稍露頭角。這幾位在元朝為大師，在全部學術史上，比前比後，俱算不了什麼。固然朱學在元朝很發達，但朱學在宋末已為社會上所公認，元人不過保守權威，敷衍門麵，無功可述，現在隻好略去不講。
明太祖初年，規模全屬草創，對於文化，未能十分提倡。到永樂時，始漸注意，《性理大全》即於是時修成，以五子（周、程、張、朱）學術為主。此書編得很壞，純屬官書，專供科舉取士之用，使學者考八股時，辨黑白而定一尊，除五子外，旁的俱所排斥。明人編修《性理大全》，用以取士，號尊宋學，尤其是程朱一派；實則把宋學精神，完全喪失，宋學注重修養，何嚐計及功名呢！
中間有幾個著名大師，為明學啟蒙期的代表，如方孝孺（正學）、吳與弼（康齋）、薛瑄（敬軒）、曹端（月川）、胡居仁（敬齋），俱在科舉盛行時代，一心研究學問，不圖獵取功名。這種精神，極可佩服，而方孝孺風烈尤著，仗義不屈，為成祖誅其十族。他們幾個人的學問，都出於程朱。薛胡諸人，比較平正通達。吳康齋的學問，由朱到陸，明代陸學之盛，自康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