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講，研究哲學，有問題的、時代的、宗派的三種方法，各有長處，各有短處。問題的研究法固然好，但本講演用來不方便，所以先在前論最末一章，專講儒家哲學之重要問題，以為補充。時代的研究法，固然亦有短處，但用之講演，最為相宜。所以本論各章，全用這個方法。唯如不先提綱挈領，不能得一個大意，現在要講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就是想使諸君先得一個大意。這個題目，講來很長，打算分作兩章。上章從孔子起，到唐代止；下章從北宋起，到現在止。
儒家道術從何時起？孔子以前有無儒學？此類問題留到本論再講。現在要簡單說明的，就是凡一學派，都不是偶然發生，雖以孔子之聖，亦不能前無所承。不過儒家道術至孔子集其大成，所以講儒學從孔子講起，未嚐不可。孔子學說全部如何，亦留到本論再講。我們所應當知道的，就是儒家道術，孔子集其大成，以後兩千多年，都由孔子分出。在一方麵，因為孔子的話，辭句簡單，而含義豐富，所以後來研究孔子學說的人，可以生出種種解釋；同為儒家，下麵又分出許多學派。在他一方麵，因為孔子的主張，平庸中正，有許多認為不滿意的人創為反動學派；既有反動學派發生，孔子弟子及後學受其影響，對於本派學說，或加修正，或全變相。所以從孔子起，分兩大支，有因辭句簡單而解釋不同的，有因受旁的影響而改換麵目，不可不加注意。
先講儒家以外的學派，孔子之後，新出的重要學派，可分為二：（1）墨家。（2）道家。皆起於孔子死後數十年乃至百年。墨家出於孔後，自是不成問題。道家向來認為出在孔前，或與孔子同時，依我看來，都不大對。《老子》五千言，曆來認為孔子以前的作品，我一向很懷疑，時間愈長，愈認確實。不是本問題所關，暫不細講，但因要說明重要學派的順序，不妨略講幾句。
孔子學說，最主要者為“仁”。仁之一字，孔子以前，無人道及，《詩》及《尚書》二十八篇，皆不曾提到，以仁為人生觀的中心，這是孔子最大發明，孔子所以偉大，亦全在此。《老子》書中，講仁的地方就很多，“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這全為孔子而發，假使孔子不先講仁，老子亦用不著破他了。此外壓倒仁字的地方還很多，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等語，可知老子之作實在孔子的“仁”字盛行以後。不唯如此，義之一字，孔子所不講，孔子隻講智、仁、勇。仁義對舉，是孟子的發明。而《老子》書中，講仁義的地方亦很多，可知不唯不在孔子之前，還許在孟子以後。孟子辟異端，他書皆引，未引《老子》一句，其故可想而知。這種地方，離開事跡的考據，專從文字下手，雖覺甚空，然仍不失為有力的佐證。此外，尚賢，是墨子所主張的，《墨子》有《尚賢》篇，而老子有“不尚賢使民不爭”一語。天道鬼神，是墨子所信仰的，墨子有《天誌》篇、《明鬼》篇，而老子有“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一語。旁的不問，專從思想係統入手，《老子》一書，似在孔子以後，墨子以後，甚至於孟子以後啊。從前說九流各家，道家最古，儒家次之，其說非是。應當以儒家為最古，道家亦儒家盛行後一種反動，為儒家之對敵的學派。
墨家方麵，出在孔後，更不必辯。《淮南·要略》稱：“墨子受孔子之道，學儒家之術。”這是說從前研究孔子的道理，後來深感繁重，才重新創立一個學派。墨子是孔子後輩，生於鄒魯之間，其地儒學最盛，年輕時不能不有所習染，《淮南》之說甚是。墨家繼儒家而發生，有不以為然的地方，然後獨樹一幟，因在後輩影響甚深。墨門弟子，亦與儒家有密切關係，如禽滑釐，曾學於子夏，一麵為墨家大師，一麵為孔門再傳弟子。
道家方麵，既然《老子》一書，不在孔子之前，則莊子與老子的先後，亦成為問題了。向稱老莊，若使莊子在前，當改稱莊老才是。莊子地位，在道家極為重要，比禽滑釐之在墨家，還要重些。莊子學於田子方，田子方學於子夏，所以莊子一麵是道家大師，一麵是孔門三傳弟子。
由此看來，道墨兩家，亦可以說是儒家的支派，先是承襲，後才獨立，先是附庸，後為大國。唯旁的儒家，無論如何變化，仍稱孔子之後。道、墨兩家既盛，與儒家立於三分的地位，就不承認是孔子之後了。恰如齊桓、晉文，雖握霸權，仍尊周室，楚莊王、吳夫差，一握霸權，便不承認周室的地位，情形正複相同。我們再看，最初的儒家，因為道墨二家獨立後，倡為反對的論調，與儒家以極大的影響，儒學自身，亦有許多變遷。
現在再講孔門直接的學派。《韓非子·顯學》篇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為八。”韓非生當始皇的時候，離戰國最近，其說當甚可靠。此種八家，現在可考者，唯孟、孫二家。自餘六家無考，其著作見於《漢書·藝文誌》的，有《子思》二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然後代亦皆喪失，殊可惋惜。此外四家，在漢朝時已經看不著了。
果如韓非所言，戰國之末，儒分為八，我們誠然相信，但最初儒家的分裂，恐沒有如此複雜。現在姑且假定，孔子死後，最初分為兩派，有子是一派，曾子是一派。所以《論語·學而第一》章，先說：“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繼說：“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又說：“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是孔子，總觀《論語》全書，除孔子外，稱子者，唯有若、曾參二人。顏淵稱淵而不稱子，因顏淵早死，其學不傳。子夏、子貢，亦不稱子，此中消息，殊耐尋味啊！《孟子·滕文公上》說：“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夏、子張、子遊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這並不是曾子有意與有子為難，徒爭意氣，實際是因為兩人學派，大不相同，所以就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大概子夏、子遊、子張三人，因為孔子死後，門下散落，不能不要一個統率的人，而有若年最高、德最重，故推舉他，作孔門領袖。可知子夏、子遊、子張，同是一派。這一派大概對於孔子所說的話，所刪定的經典，為形式的保守，異常忠實，以有若為其代表。後來荀子說：“其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可以說是從這一派演出。
曾子另為一派，不注重形式，注重身心修養，對於有若一派，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據說曾子的弟子是子思。曾子著作《大戴禮》有十篇，雖未必能包舉他學說的全部，也可據以窺見一斑。子思著作，現存者為《中庸》，《漢書·藝文誌》有《子思》二十三篇，今原書雖佚，或者《禮記》中還有若幹篇是他的作品。後來孟子專講存心養氣，可以說是從這一派演出。照這樣的分法，孔子死後，門弟子析為二派：一派注重外觀的典章文物，以有若、子夏、子遊、子張為代表；一派注重內省的身心修養，以曾參、子思、孟子為代表。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學情形，大概可以了然了。
孔子道術方麵很多，如前所述，一方麵講內聖，一方麵講外王，可見他不單注重身心修養，並且注重政治社會情形。孔門分四科：一德行，注重修養，後人稱為義理之學；二言語，注重發表，後人稱為詞章之學；三政事，注重政治，後人稱為經濟之學；四文學，注重文物，後人稱為考證之學。這樣四科，亦還不能算孔子全部學問，至多不過聖人之一體而已。四科之外，還有許多派別不可考的。如韓非子所說儒分為八，其中孟、孫二派，有書傳世，可以明白，前麵已經說過；子思一派，由《中庸》及《禮記》可以窺見一斑，也用不著再講。唯漆雕氏一派，即《論語》上的漆雕開，《漢書·藝文誌》有《漆雕子》十三篇，可見得他在孔門中，位置甚高，並有著書，流傳極盛，在戰國時，儼然一大宗派。至其精神，可於《韓非子·顯學》篇所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幾句話中，窺見大概，純屬遊俠的性質。孔門智、仁、勇三德中，專講勇德的一派，孟子書中所稱北官黝養勇、孟施舍養勇，以不動心為最後目的，全是受漆雕開的影響。其餘顏氏、子張氏、仲良氏、樂正氏四派，本人的著作，既不傳世，旁人的著作，又沒有提到他們，所以無從考見了。這是我們認為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孔子死後，有七十子，七十子後學者，一傳再傳，門弟子極多，學派亦很複雜。要研究這些人的學說，隻有大小戴的《禮記》，還有一部分材料可考。其中十之二三，是七十子所記，十之七八，是七十子後學所記。自孔子至秦，約三百年，自秦至二戴，又百餘年，時間如此的長，派別如此的複雜，而材料如此的短少，研究起來，很覺費事。我們根據《漢書·藝文誌》，看孔門弟子的著作，有下列幾種：《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羋子》，十八篇。可見西漢末年，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著作行世者，凡有九家，至此九家的內容如何，可惜得不著正確資料，很難一一考證。大概這幾百年間，時代沒有多大變化，外來影響亦很少，不能有好大異同，可以附在孔子之後，一同研究。自春秋經戰國迄秦，儒家變遷，其大略如此。兩漢儒學，下次再講。
凡一種大學派成立後，必有幾種現象：
1．注解。因為內容豐富，門下加以解釋。這種工作的結果，使活動的性質，變為固定，好像人的血管硬化一樣，由活的變成死的，這是應有現象之一。
2．分裂。一大學派，內容既然豐富，解釋各各不同，有幾種解釋，就可以發生幾種派別。往往一大師的門下，分裂為無數幾家，這也是應有現象之一。
3．修正。有一種主張，就有一種反抗。既然有反抗學說發生，本派的人，想維持發展固有學說，就發生新努力，因受他派的影響，反而對於本派，加以補充或修正。這是應有現象之一。
地不論中外，時不論古今，所有各種學派，都由這幾種現象，發動出來。儒家哲學，當然不離此例，所以儒家各派亦有注解，有分裂，有修正。
自孔子死後，儒家派別不明，韓非所說儒分為八，亦不過專指戰國初年而言，經戰國及秦到漢數百年間，派別一定很多。七十子後學者的著作，留傳到現在的，以大小《戴記》為主，共八十餘篇，其中講禮儀製度的，約占三分之二。大概自孔子死後，子夏、子遊、子張，留傳最廣。因孔子以禮為教，一般人皆重禮，對於禮的內容，分析及爭辯很多，《小戴記》的《檀弓》、《曾子問》，都不過小節的辯論。這種解釋製度、爭論禮儀，就是上麵所說的第一第二兩種現象。所以子夏、子遊、子張以後的儒家，一方麵是硬化，一方麵是分裂。
同時道家之說，孔子死後，不久發生。老莊的主張，在《論語》中，可以看出一點痕跡，《論語》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又說：“或曰，以德報怨，何如？”這類話，很與道家相近。道家在孔子後，然為時甚早，孔子死後，不久即發生，與儒家對抗，對於儒家的繁文縟節，予以很大的打擊。因為受敵派的攻擊，自己發生變化，就是上麵所說的第三種現象，補充或修正前說。
儒家自己發生變化，究竟如何變法呢？我們看《易經》的《係辭》與《文言》，其中有好多話，酷似道家口吻。本來《十翼》這幾篇東西，從前人都說是孔子所作，我看亦不見得全對。《係辭》與《文言》中，有許多“子曰”，不應為孔子語。孔子所作，當然不會自稱“子曰”，就是沒有“子曰”的，是否孔子所作，還是疑問。因為有“子曰”的，皆樸質與《論語》同，無“子曰”的，皆帶有西洋哲學氣味。大概《係辭》與《文言》，非孔子作，乃孔子學派分出去以後的人所作。其中的問題，從前的儒家不講，後來的儒家，不能不講了。
頭一步所受影響，令我們容易看出者為《係辭》與《文言》，其次則為《禮記》中的《大學》、《中庸》、《樂記》等著作，大抵皆受道家影響以後，才始發生。所以曾子、子思一派講這類的話就很多，《中庸》一篇，鄭玄謂為子思作，我們雖不必遽信，但至少是子思一派所作。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所受影響更為明顯。孟子之生，在孔子後百餘年，那個時候，不特道家發生了很久，而且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既然群言淆亂，互相攻擊，儒家自身，不能不有所補充修正。
孟子這一派的發生，與當時社會狀況，有極大的關係。因為春秋時代，為封建製度一大結束，那時社會很紊亂，一般人的活動，往往跑出範圍以外，想達一種目的，於是不擇手段。孟子的門弟子，就很羨慕那種活動，所以景春有“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的話。可見得當時一般社會都看不起儒家的恬適精神，人群的基礎，異常搖動，孟子才不惜大聲疾呼的，要把當時頹敗的風俗人心，喚轉過來。
孟子與孔子，有許多不同之點。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什麼叫義？義者，應事接物之宜也。孟子認為最大的問題，就是義利之辨，其目的在給人一個立腳點，對於出入進退，辭受取與，一毫不苟。所以孟子說：“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又說：“一芥不以與人，一芥不以取諸人。”都是教人高尚明哲，無論如何失敗，有界限，有範圍，出了界限範圍以外，就不作去，可以說對於當時的壞習氣，極力校正。
孔子智仁勇並講，所以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專講勇，所以說“我四十不動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仁弘義，以義輔仁；仁以愛人，義以持我。這種方法，孟子極力提倡，極力講究。
孔子對於性命，不很多講，或引而不發，孔子門人常說：“子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孟子的時候，道家對於這部分，研究得很深，儒家如果不舉出自己的主張，一定站不住腳，所以孟子堂堂正正的講性與天道，以為是教育的根本。《孟子》七篇中，如《告子上》、《告子下》大部分講性的問題，自有不必說；其餘散見各篇的很多，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這類話，對於當時章句之儒咬文嚼字的那種辦法，根本認為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