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為人類本來是好的，本著良知良能，往前作去，不必用人家幫忙，不必尋章摘句、繁文縟節的討麻煩，自己認清，便是對的。這種學說，可謂對於孔子學說的一種補充，掃除章句小儒的陋習，高視闊步的來講微言大義，我們可以說儒家至孟子，起一大變。
孟子以後，至戰國末年，一方麵社會的變遷更為劇烈，一方麵道墨兩家，更為盛行，尤以墨家為最盛。《韓非子·顯學》篇說，“今之顯學，儒墨也”。戰國末年，儒墨並舉，兩家中分天下。墨家對於知的方麵，極為注重，以知識作立腳點，為各家所不及。即如《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諸篇，對於客觀事物，俱有很精確的見解。所以當時墨學，幾遍天下。同時因為社會變遷更大的結果，豪強兼並，詐偽叢生，而儒家嚴肅的道德觀念，被社會上看作迂腐。除了道墨盛行、社會輕視以外，儒家自身亦有江河日下的趨勢。孟子道性善，說仁義，有點矜才使氣。孟門弟子，愈演愈厲，一味唱高調，講巨子，末流入於放縱誇大。從這一點看去，後來王學一派，有點近似，陽明本身，尚為嚴肅，門弟子則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因為孟派末流，有許多荒唐的地方，所以那時儒家，很感覺有補充修正的必要，於是乎荀卿應運而出。
《史記·孟荀列傳》稱：“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太史公這幾句話，很難說出荀派發生的動機。當時儒家末流，有許多人，專靠孔子吃飯。《非十二子》篇說：“……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遊氏之賤儒也。”記得某書亦說，人家辦喪事，儒者跑去混飯吃，這正是太史公所謂鄙儒小拘。而莊周末流則又滑稽亂俗，很能淆惑視聽。莊周是否儒家，尚是問題，莊周出於田子方，田子方是子夏的門生。孟子出於子思，子思是曾子的門生。莊孟二人，很可以銜接得起來。在這儒道末流，俱有流弊的時候，荀卿這派，不得不出頭提倡改革了。
前麵說墨家長處，在以知識為立腳點。荀子很受他們的影響，對於知識，以有條理有係統為必要，他的《解蔽》、《正名》諸篇，所討論都是知識的問題。譬如論理的憑借是什麼，知識的來源是什麼，這類問題，孔孟時所不注重，到了荀子，就不能不注重了。這是荀子受墨家的影響，而創為儒家的知識論。此外受墨家影響的地方還多，墨子有《天誌》、《明鬼》論，最信鬼神，荀子的《天論》等篇，正是對墨而發，與墨子持反對的論調。
當時一般人，對於嚴肅修養的功夫，都認為迂腐，不肯十分注重。孟子一派，雖提出自己的主張，不特不能救鄙儒小拘的學風，甚或為作偽者大言欺人的工具。到了荀子，極力注重修養，對於禮字，重新另下定義。孔子言仁，孟子言義；荀子言禮，以禮為修養的主要工具。孟子主張內發；荀子主張外範。孟子說性是善的，隨著良知良能做去；荀子說性是惡的，應以嚴肅規範為修束身心的準繩。所以荀子的學說，可以說是戰國末年，對於儒家的一大修正。
今天所講孟荀學說，講得很簡單，以下另有專篇，專門講他二人。自孔子死後，儒家的變遷，其大概情形如此。還有一種現象，西漢以前，儒家學派，可以地域區分，所謂齊學魯學，風氣各自不同。魯是孔子所居的地方，從地理方麵看，在泰山以內，壤地褊小，風俗謹嚴；從曆史方麵看，自周公以來，素稱守禮之國，又有孔子誕生，門弟子極多。魯派家法，嚴正呆板狹小，有他的長處，同時亦有他的短處。齊與魯接壤，蔚為大國，臨海富庶，氣象發皇，海國人民，思想異常活潑。直接隸屬孔門的時候，齊魯學風，尚無大別，以後愈離愈遠，兩派迥不相同了，若以歐洲學風比之，魯像羅馬，齊像希臘。
齊派學風的特色，可以三鄒子作為代表。《史記·孟荀列傳》稱：“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其次鄒衍……鄒爽。”三鄒是否儒家，尚待研究，雖非直接由儒家出，但亦受儒家的影響。鄒衍主九州之外，尚有九州，可見其理想力之強，但彼好推言“終始五德之運”這種學說，衍為方士的思想（不是道家），司馬談《六家要指》，名之為陰陽家，後代相仍未改。這種人，以儒者自居，社會上亦把他們當作儒者看待。秦始皇坑儒生，人皆以為大罪，其實所坑的儒生七十餘人，都是方士陰陽家一派。如盧生、韓生最初替始皇求不死之藥，曆年不得，又造為種種謊語，始皇才把他們坑殺了。這一派在戰國末年頗盛，如果說是由儒家變出，可以說是由齊派演化出來。
自秦以前，同為儒家，有齊魯兩派，其不同之點，既如上述。到漢，兩派旗幟，更為顯明，甚至於互相攻擊。漢人對於儒家的貢獻，隻是他的整理工作，旁的很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凡是一個社會，經過變化之後，秩序漸趨安定，就做整理的功夫，所以漢人發明者少。一部分的精神，用在整理方麵，一部分精神，用在實行方麵，漢代四百年間，其事業大致如此。
至於思想學術，漢代亦較簡單，漢時墨家業已消滅，隻剩道儒兩家。道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於《淮南子》。《淮南子》一書，可謂戰國以來，總括許多學說，為一極有係統之著述。儒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於治經。漢儒治經分今文古文兩派，西漢為今文獨盛時代，東漢為今古文互爭時代。東漢前半，今文很盛，到了末年，大學者都屬古文派，今文純至消滅。西漢全期，今文家都很盛，古文家不過聊備一格而已。
西漢經學，共立十四博士。計《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田何，為齊派。《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均出伏生，為齊派。《詩》有魯、齊、韓三家，齊詩出於齊派。《禮》有大小戴及慶氏三家，與齊無關，為魯派。《春秋》有嚴、顏兩家，均出公羊，為齊派。總觀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齊。此外《論語》有《齊論語》及《魯論語》。以此言之，西漢儒學，大部屬齊，魯學很衰。《春秋》之《穀梁》學屬魯派，然西漢時無博士，其學不昌。唯魯詩極發達，齊詩、韓詩，俱不能及。
齊派學風的特色，在與陰陽家—鄒衍一派結合，上文業已提到過了。即如《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今無傳，當時所講，占驗象數為多；伏生《尚書》，講中候五行，《大傳》亦多與陰陽結合；齊詩講五際六情；《公羊春秋》，多講災異。西漢學風，齊派最盛，其中頗多方士及陰陽家語。
西漢末年，古文始出。古文家自以為孔派真傳，斥今文為狂妄；今文家自以為儒學正宗，斥古文為偽作。漢時所謂今文古文之辯，各部經都有，而《周禮》、《左傳》，辯論最烈，其後馬融、賈逵、服虔、許慎、劉歆皆從古文，是以古文大盛。今文家專講微言大義，對於古書的一字褒貶，皆求說明；古文家專講訓詁名物，對於古書的章句製度，皆求了解。古文家法謹嚴，與魯派相近；今文家法博大，與齊派相近。所以兩漢經學，一方麵為今古文之爭，一方麵即齊魯派之爭，自鄭玄雜用今古文，今古學乃複混。
上麵說，西漢經學，立十四博士，有今文古文的爭執，有齊派魯派的不同。又說兩漢工作，最主要的是解經方法，魯派即古文家，注重考釋，專講名物訓詁，齊派即今文家，頗帶哲學氣味，講究陰陽五行。這些都是經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不講。經生以外，還有許多大儒，他們的思想學術，自成一家，應當格外注意。以下一個一個的分開來講。
1．董仲舒。他是西漢第一個學者，受陰陽家的影響，對於儒學，發生一種變化。荀子反對禨祥，對於迷信，在所排斥。董子迷信的話就很多，書中有求雨止雨之事。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董子調和兩家，主張兼含善惡。公孫弘治《公羊春秋》，董子亦治《公羊春秋》，而弘不逮仲舒遠甚。董子學說，具見於《春秋繁露》。全書分三部，一部分解釋《春秋》的微言大義，應用到社會上去；一部分調和孟荀的性說，主張成善抑惡；一部分承陰陽家的餘緒，有天人合一的學說。
2．司馬遷。他是一個史家，同時又是一個儒家。《史記》這部著作，初非匡無意義，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自述懷抱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何等的偉大！同時在自序中又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這簡直以繼承孔子自命了。《史記》這部書，全部目錄，許多地方，很有深意，在史部中，極有價值。其編製論斷，關於儒家道術的地方很多。
3．揚雄。他是一個完全模仿、不能創作的大文學家，仿《離騷》作《解嘲》，仿《上林》作《長楊》，仿《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不過是一個專會模仿的人，在學術界，沒有多大價值。但是以時代論，他亦有他的地位。當西漢末年，魯派經生，專講章句訓詁，解“粵若稽古帝堯”幾個字，長到十餘萬言，瑣碎得討厭。同時齊派末流，專講五行生克，亦荒誕得不近情理。揚雄能離開經生習氣，不講訓詁五行，直追《周易》、《論語》，雖然所說的話，大致不過爾爾，犯不著費力研究，但是別開生麵，往新路徑上走，這又是他過人的地方。
4．桓譚。他是一個很有新思想的學者，曾作一部《新論》，可惜喪失了，現存的不過一小部分，看不出全部學說的真相。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很受揚雄的影響。儒家自董仲舒以後，帶哲學的氣味很濃，桓譚生當東漢初年，自然免不了時下風氣。《新論》存留，十停隻有一二，講養生無益及形神分合問題，上承西漢時《淮南子》的遺緒，下開魏晉間何晏、王弼的先聲。
5．張衡。他是一個科學家，對於自然界，有很精密的觀察，曾造地震計，造得很靈巧，在天文學上，發明頗多。他又是一個大文學家，很佩服揚雄的為人。現在所存的作品中《兩京賦》、《思玄賦》等，前者純為文藝性質，後者可以發表思想。揚雄的功勞在開拓，桓譚的功勞在繼續，桓張二人，為漢學魏學的樞紐。
6．王充。他是一個批評哲學家，不用主觀的見解，純采客觀的判斷，關於積極方麵，沒有什麼主張，而對過去及當時各種學派，下至風俗習慣，無不加以批評。他是儒家，對儒家不好的批評亦很多，雖然所批評的問題或太瑣碎，但往往很中肯，掃盡齊派末流的荒誕思想，在儒家算是一種清涼劑。當時儒家，或者尋章摘句，或者滑稽亂俗，他老實不客氣的攻擊他們的短處，可以說是東漢儒家最重要的一個人。
漢代儒學，除經生外，最重要的，有此六家，即董仲舒、司馬遷、揚雄、桓譚、張衡、王充。其餘劉向、劉歆、仲長統、王符、徐幹等，或者關係較小，或者缺乏特異的主張，所以我們不及一一細述了。
漢以後，是魏晉。魏晉之間，儒家發生一種很大的變動。這個時候，在學術方麵，漢儒的整理事業，太細密，太呆板，起了硬化作用。在社會方麵，經過戰國大亂以後，有長時間的太平—戰國如像三峽，漢代好比太湖—安定久了，自然腐敗。一方麵，儒家的呆板工作，有點令人討厭；一方麵，社會既然紊亂，思想亦因而複雜。所以魏晉之間，學術界急轉直下，另換一個新方麵。
這個時候，道家極為發達，士大夫競尚清談。研究儒學的人，亦以道家眼光，看儒家書籍，擺脫從前章句訓詁的習慣，重新另下解釋。這種新解釋，雖然根據道家，但亦非完全不是儒家。儒家自身，本來有類似道家的話，兩漢時代未能發揮，到了魏晉，因為發生變動，才把從前的話，另外估定一番。最主要的經學家，有下列幾位。
1．王弼。他是一個青年著作家，曾注《周易》及《老子》，兩部俱傳於世，學者成就之早，中外古今，恐怕沒有趕得上他的。他死的時候，不過二十四歲，能夠有這樣大的成績，真不可及。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字不消滅一天，王弼的名字保存一天。今《十三經注疏》所用《周易》，即魏王弼、晉韓康伯二人所注。《易》本卜筮之書，末流入於讖緯，王弼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像王弼的解釋，是否《周易》本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失為獨創的哲理，在學術史上，有相當的地位。
2．何晏。他同王弼一樣，也是一個引道入儒的哲學家，曾注《論語》，在當時很通行。後來朱注出現，何注漸衰，然在經學界，仍有很大的權威。何晏以前的《論語》注，盡皆散失，唯何注獨受尊崇，其思想支配到程朱一派。朱雖亦注《論語》，但不出何晏範圍。王、何二人，都是對漢儒起革命，所作論文極多，可惜皆不傳了。何著《聖人無喜怒哀樂論》，王著《駁論》，全篇今失，隻剩百餘字，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有許多問題，古人所不講的，喜怒哀樂也就是其中之一，魏晉間人很喜歡提出這類問題。
3．鍾會。他是一個軍事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者。曾作《四本論》，講才性的關係，持論極為精核，原文喪失。《世說新語·文學》篇說：“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注：“《魏誌》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在當時很流行的，可惜我們看不見了。此類問題，孟子、荀卿以後，久未提及，他們才作翻案，四家各執一說，在學術界上很有光彩。自王、何起，直至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承繼這種學風，喜歡研究才性、形神一類的問題。
4．嵇康、阮籍。他們同王弼、何晏一樣，都是講虛無、喜清談，至其著作，見於《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的很不少。嵇康好老莊之學，研究養性服食一類的事情，嚐著《養生論》、《聲無哀樂論》，以道家的話，調和儒家。阮籍詩作得很多，從詩裏麵，可以看出他的見解的一部分，散文有《達莊論》，闡明無為之貴。嵇、阮同當時的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號稱竹林七賢，都是調和儒老、蔑棄禮法一流的人物，彼此互相標榜，衍為一時風氣。
5．陶淵明。他是一個大詩人，思想極其恬靜，人格極其高尚，同時他又是一個儒家，崇法孔子的話很多。他的論文有《歸去來辭》、《桃花源記》等，可以看出他厭惡當時的汙濁社會，遊心於世外的理想生活。他的詩很多，做得都很好。關於討論哲學問題的，有《形神問答詩》，可見其個人思想所在，又可以見社會風尚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