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蘇聯兩個曾經是稱兄道弟的社會主義大國，在20世紀50年代兩國關係還有過密切合作的蜜月期。但是後來何以在意識形態領域乃至國家關係和邊界問題針鋒相對，甚至在邊疆兵戎相見呢。相反，中俄邊界問題的談判解決，主要是在被稱為“社會主義叛徒”的葉利欽時代。曆史經驗教訓何在？
一、關於中蘇邊界談判的總結
第一，在國家主權與邊疆安全問題上，不能因為意識形態而掩飾國家利益。中蘇兩國對曆史條約與談判原則，立場迥異。中方拿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典中關於沙俄侵華的論述為自己辯護，蘇聯為此格外關注。同時中方認為，中蘇邊界存在著爭議地區，這是無容置辯的客觀事實；承認存在爭議地區。隻是承認中蘇雙方對這些地區的領土歸屬有爭議；關於這些爭議地區究竟應歸誰所有，需要留待將來討論邊界走向時解決。但是，蘇方在邊界談判中堅持過去沙俄時代的條約有效，並否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認為中方提出“爭議地區”的概念是對蘇聯提出領土要求，是企圖不經劃界就事先解決領土問題。1969年10月根據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機場會見中達成的諒解，中蘇邊界談判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為此雙方應首先簽訂一個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定，進而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中方堅持按上述諒解行事。但是，蘇方先是反對討論簽訂維持邊界現狀的協定，後來雖不得不同意討論這一問題，卻又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著“爭議地區”，而柯西金在同周恩來的機場會見時同意了“爭議地區”這個概念。這就表明：蘇方在談判中一再從兩國政府首腦的諒解向後倒退。由於蘇方在曆時近九年的中蘇邊界談判中，始終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著爭議地區這一客觀事實，使談判不能取得進展。
第二，中蘇在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論戰，嚴重影響了兩國關係，使邊界談判充滿了意識形態之爭的色彩。即使在北京機場會晤中也存在如此理論之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蘇邊界談判的成功，恰恰是在後來被視為“共產主義大叛徒”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上台之後才開始的。看來還是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講話證明了國家和民族利益要高於意識形態的爭論，而意識形態之爭充滿了“假大空”的色彩，鄧小平說：“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中蘇關係能夠得到改善。我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布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之所以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於他不是從書本裏，而是從實際、邏輯，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幹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並不是在馬克思、列寧的書本裏尋求在落後的中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途徑。馬克思能預料到在一個落後的俄國會實現十月革命嗎？列寧能預料到中國會用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勝利嗎？革命是這樣，建設也是這樣。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
二、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曆史教訓
毛澤東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對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在人類曆史開辟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及其對中國革命偉大貢獻的高度讚揚。列寧時期，由於較好地處理了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之間的關係，中蘇兩國關係發展還比較順利。到了三四十年代，斯大林主義中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開始膨脹。莫斯科借國際主義的光環，犧牲他國利益，謀求蘇聯的一些不正當利益。斯大林無視公認的國際關係原則，在對華關係中，表現出強烈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傾向，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也導致了兩國關係發展的惡化和衝突。毛澤東在1958年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中曾對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做過詳細的闡述，他說：“在我們的關係中，也有過問題，主要與斯大林有關。有三件事：第一，兩次王明路線。王明是斯大林的後代。第二，不要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並沒有滅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就向我進攻。”“你們控製過旅順、大連後來走了……”詳細說來，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影響，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