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年李登輝主政台灣以來，台灣方麵在中國統一立場上出現了邁向“台獨”的質變。保釣運動也是如此，出現了蛻變。90年代以來台灣學界的某些學者附和李登輝的“釣魚島日屬論”，趨炎附勢，以為台灣“正名”為由，提出“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武圖跳脫“一個中國”的思考方式，來解決釣魚台列島主權歸屬問題。台灣當局和某些學者上述立場的蛻變，引起了兩岸中國人的擔優與警惕。
一、保釣運動在台灣的蛻變
從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在海內外發生了三次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台的保釣運動。保釣運動向世界宣示了中國人民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決心，同時由於海峽兩岸的分裂狀況，也使得這一運動本身充滿了矛盾與蛻變的性質。特別是1996年7月爆發的第三次保釣運動，在台灣引發了國際上對台灣地位的懷疑，抗爭活動在得不到台灣當局公開支持的情況下，無疾而終。台灣當局在這次保釣運動中，雖然照例宣示擁有釣魚台列島主權，然而卻沒有更積極的作為。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保釣運動引發的對台灣國際地位的思考，造成了相當大的負麵影響。
聲勢浩大的第一次保釣運動：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美軍占領了琉球群島與釣魚台列島，而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卻沒有立即對美方提出異議。直到60年代末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ECAFE）在釣魚台列島附近進行了大規模的海洋油氣資源考察，發現該地區可能有巨量的石油蘊藏。至此，釣魚島的重要性才日漸凸顯。隨著美日間針對1972年琉球群島歸還問題舉行談判，釣魚台主權爭議也正式浮上台麵。1970年9月10日，美國國務發表聲明，表示“根據尼克鬆總統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達成的協議，琉球行政權可望於1972年歸還日本。關於此等島嶼主權之不同主張，我方認為應由涉及爭執的國家解決之。”日本外相隨即聲明釣魚島的領有權應屬於琉球，也就是屬於日本。時任台灣“行政院長”嚴家塗在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時，表示：“我政府對釣魚台列島之正當權益立場堅定，並決心全力緋護。”而台灣省議會也通過臨時動議，要求政府維護釣魚台列島的主權。同年12月19日，中國留學生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座談會，決定舉行遊行示威及葬捐等事項，宣告海外保釣運動的開始。之後，旅美僑界以及中國留學生陸續在美國各地展開遊行示威。台灣政府則聲明，全力維護領土主權。1971年4月9日，美國國務院再次發表聲明，重新肯定美國將於1972年將琉球連同南西群島（包括釣魚台列島）交還日本。雖然美方認為“中華民國”同日本對於釣魚台列島的爭執，應由有關雙方自行解決，但是消息一傳出，台灣社會（以大學生為主）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島內保釣組織紛紛向美日駐台使館遞交抗議文書。由此，島內抗議運動與海外保釣運動相結合，形成海內外保釣運動的高潮。台灣當局雖然多次發表關於釣魚台列島主權的聲明，但美日兩國仍於6月17日簽署了琉球群島歸還協定。之後，中國留學生在全美各地舉行了盛大的示威遊行，但由於保釣運動成員內部發生了分化，聲勢浩大的第一次保釣運動宣告失敗。
第一次保釣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當時執政台灣的國民黨卻在國際上接連遭到一連串的打擊和挫折。聯合國1971年2758號決議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給了國民黨一個重大的打擊。台灣陷入國際孤兒的境地。台灣當局在外交上朝不保夕，對於釣魚台列島之類不在關鍵問題範圍之內的議題，不敢得罪美國與日本，有保釣的決心卻無實力去爭取。因此，雖然國民黨當局表示保釣決心堅決，但其行動也隻能僅僅局限於一係列作用極其有限的抗議和聲明。
第二次保釣運動概況：1990年10月，日本海上保安廳準備承認1988年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上建立的燈塔為正式航線標誌，遭到了台灣朝野的抗議。因此爆發了第二次保釣運動。台灣的體育選手用漁船運送台灣地區運動會聖火前往釣魚島，遭到日本巡邏船和直升飛機的阻止，更引起海峽兩岸人民的抗議。台灣當局再次強調了對於釣魚台列島的主權，“行政院長”郝柏村表明，政府將會“基於國家安全及人民整體利益來考慮和處理釣魚台領土爭議”。台“行政院”為此成立了釣魚台專案處理小組。與此同時，祖國大陸政府也向日本提出了抗議。迫於多方壓力，日本政府表示將停止相關行為，抗議行動方才終止。雖然第二次保釣運動的聲勢遠不如第一次浩大，但台灣當局仍然能夠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重申對釣魚台列島的主權，堅持抵製日方侵犯我國對釣魚島主權的無理行為。
第三次保釣運動變質：1996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又擅自在釣魚台列島設置燈塔。同時，日本政府宣布自7月20日起開始執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的有關二百海裏專屬經濟區的規定。日本有預謀的行動，再次侵犯了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引起了兩岸中國人的強烈抗議。港台民間成立了“保釣大同盟”。台灣當周“外交部”於7月24日發表了《關於日本人在釣魚台上修建燈塔事件的聲明》，向日方提出抗議。然而，此後台灣當局的立場逐漸變得曖昧起來，試圖息事寧人。麵對民間高漲的保釣聲浪台灣當局卻一再要求民眾冷靜、謹慎和理性地處理釣魚台問題。更引人注目的是，台灣“總統”李登輝二度針對釣魚台爭端發表看法，都避而不談主權問題，隻是聲稱要與日本協商解決釣魚台漁業權爭議。並呼籲台灣人保釣時不要落入中共的民族主義圈套，因為中共會利用民族主義對付日本。9月11日，台灣“外交部”發言人鄭博久針對釣魚台主權爭議問題，提出《中、日雙方同時避免進入釣魚台十二裏海域，擱置主權，共同開發海洋資源》的方案。同年10月，台灣派代表團赴日，參加“中、日第二回合漁業談判”。在台灣當局的巧妙掩飾下，釣魚島主權之爭被偷梁換柱，成了台日“捕魚權”之爭。
二、台灣方麵保釣立場式微原因分析
第一次保釣運動結束後，經過二十多年的時間，直至1990年，關於釣魚島主權的爭執才再度引發，六年後又爆發了第三次保釣運動。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對中國的態度更為蠻橫，立場更加強硬。台灣當局懦弱的立場與表現，傳遞了這樣一個危險的信號：台灣當局“堅決保釣、捍衛國土”的立場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保釣問題上，台灣當局的立場就更為消極了。相較前二次保釣運動中的台灣當局，短短的20多年時間，為何其立場會有如此之大的轉變？
實際上，第一次保釣運動以來，期間已經絰過將近30年的時間。紈在這期間，台灣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諸方麵業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是台灣方麵保釣立場衰微的根本原因。特別是李登輝90年代初開始所謂“憲政改革”，導致台灣在國家統一立場上逐步後退。而民進黨在2000年上台後，潛移默化加快了“去中國化”的進程；“中華民國”護照加注“台灣簽發”，鼓噪“故宮”更名，甚至有人鼓吹“金馬撤軍”——這一切都是為了“促進”台灣盡早獨立於祖國大陸之外。保釣立場的蛻變因此也成為必然。1988年1月13日，李登輝開始主政台灣，在其接手之際，台灣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曆史轉折期：社會飽蓄求變能量而又受到國民黨威權的長期壓製；國家認同與生存在“台、澎、金、馬”的割裂；台灣在國際上的處境日益孤立。執政之後，李登輝決心推動民主改革，對內援引本土反對力量為助力，拆解威權體製，結束“動員戡亂體製”，多次進行修憲。這一切促成了台灣政權由外省人向本省人的所謂和平轉移。民主化政策的實施，使得台灣在國際上得到某些國家的稱許，“民主化”也成了台灣外交的重要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