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區革命。1944年秋，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山三個專區爆發了各族人民反抗軍閥盛世才和國民黨統治的武裝鬥爭，一度建立了以艾力汗·吐烈為首的政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1944年8月初，艾克拜爾與法提赫等人在新疆鞏哈（現為尼勒克縣）起義，打響了三區革命的第一炮。在這場直接打擊蔣盛新疆統治基礎的鬥爭中，蘇聯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全麵支持起義，除了提供武器和設備外，還出動陸軍與空軍多次配合起義者作戰。在伊犁戰鬥中，蘇聯直接派兵參戰，幫助起義者擊敗守軍，控製了伊犁全境。三區起義的勝利在很多方麵是由蘇聯全麵的支持決定的。為了報複國民政府，蘇聯甚至支持起義領導者中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當時新建立的分裂政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無論是在軍事領域還是在國家建設等問題上都得到了蘇聯的大力支持，就像它當初支持盛世才一樣。為了徹底推翻盛世才控製的新疆省政權，蘇聯企圖代之以由新疆民族代表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1945年9月上旬，三區連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國民黨的烏蘇、精河守軍被殲，烏魯木齊唾手可得。此時，蘇聯卻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轉而約束民族軍停止進攻國民黨軍隊。應南京國民政府所請，斯大林全力主導三區與新疆當局講和，促成了這次震動中外的“伊寧事件”的和平解決。
蘇聯對待三區革命的政策逆轉，是與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分不開的。1945年2月，蘇聯、美國、英國在雅爾塔舉行了會議，秘密討論了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等問題。美英希望蘇聯放棄《蘇日中立條約》盡快加人對日作戰，而蘇聯卻以此提出條件，要維持外蒙古獨立的現狀。在美蘇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同意蘇聯的要求，作為交換條件，蘇聯保證中國對新疆的領土以及行政主權，並對新疆的三區革命不再予以任何支援。1945年8月，《中蘇同盟條約》簽定，蘇聯在條約附件中表明不幹涉中國內政。此後，蘇聯對待三區革命的政策出現逆轉，由全力支持其爭取民族解放運動變為在維護國民政府對新疆的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取消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進而促成其與中央政府的談判。
第三，蘇聯強占我國領土唐努烏粱海。斯大林在蔣盛反目的同時，另一個報複中國的外交行動；就是強占中國領土唐努鳥梁海。唐努烏梁海地區原屬我國的蒙古地區，本來應當將之歸於外蒙古問題之列。因為其與斯大林對新疆的陰謀緊密相連，所以在此敘述。唐努烏梁海位於我國西北部，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自唐朝以來就一直處在中國的有效控製之下。清代將這整個政區劃分為5旗46佐領。唐努烏梁海地區北靠薩彥嶺，南依唐努鄂拉山，為一狹長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資源能源十分豐富。因此，沙俄帝國早就對此地覬覦已久，並稱之為“移民之天國”。1864年，沙俄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勘分西北界約記》，強占了唐努烏梁海西北部的大片領土。1914年，沙俄軍隊開進唐努烏梁海，用武力非法占據了中部的27個佐領，東部的9個佐領為當時宣布獨立的喀爾喀封建主所占領。在沙俄入侵的過程當中，中國政府和人民也為反對沙俄的入侵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十月革命以後，中國曾一度收複中部以及東部的36個佐領，但不久由於蘇聯紅軍與蒙古人民革命軍的攻擊，不得不被迫撤退。東部9個佐領地今屬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中部蘇俄占27個佐領，於1924年宣布成立“烏梁海共和國”，1926年改“唐努圖瓦人民共和國”。蘇聯政權建立之後，還不斷推行擴張政策，想把這一地區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在30—40年代的抗戰緊張時期，蘇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暫時維持唐努烏梁海地區形式上的獨立，不使中蘇關係因這一問題而複雜化和尖銳化。1942年以後，蔣介石與盛世才勾結，在新疆掀起反共反蘇高潮，強迫蘇聯結束在新疆的勢力範圍。這對蘇聯刺激很大。1943年後蘇德戰場的形勢日益變得對蘇聯有利，而中國抗戰形勢仍十分困難。蘇聯乘中國之危，實現了吞並唐努烏梁海的計劃。1944年，蘇聯斷然將唐努烏梁海地區並入其版圖。這是斯大林政府對蔣介石將其勢力驅逐出新疆的報複，也是蘇聯破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個嚴重事件。
四、對三區革命的反思
1944年的新疆三區革命，具有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主革命性質。三區內部以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和伊斯哈克別克等為首的革命派，與以艾力汗·吐烈為首的“東突”分裂勢力進行了堅決不懈的鬥爭。這是三區革命摒棄獨立、與中央政府成功談判，並最終融入中國人民革命的關鍵因素。這樣，封建上層人士企圖借助人民起義分裂新疆的陰謀破產了，三區革命重新回到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道路上來，並與中國共產黨攜手，為爭取新疆的和平解放而繼續奮鬥。以阿合買提江和阿巴索夫為首的革命派掌握了三區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以後，自覺將反對“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作為三區革命運動在意識形態方麵的苜要任務。三區革命運領時轉折；將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鬥爭同祖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結合起來，將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同反對分裂、維護祖國邊疆統一的鬥爭結合起來，標誌著新疆各族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終於擺脫了“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誤導和束縛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中國的邊疆民族地區任何革命與起義行動背後，都存在外國幹涉背景。新疆“三區革命”背後，有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分裂因素的影響。斯大林在利用“雙泛”製衡蔣介石的“雙重外交”方麵十分謹慎。因為“雙泛”對蘇聯的中亞各民族共和國同樣存在威脅。在意識形態上，斯大林將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視為聯共（布）與蘇共的最高職責。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製，推進肚界革命會直接損害蘇聯現實的國家利益。蘇聯又將維護國家利益原則放在第一位，執行務實政策。也就是說，蘇聯領導人在不放棄世界革命戰略的前提下，實行維護現實國家利益的務實政策，不斷平衡世界革命戰略與務實政策之間的矛盾：有條件的時候，就發動或支持他國的革命；條件不允許時，就取消革命或將革命限製在蘇聯國家利益所允許的範圍。可以說，蘇聯的整個對外政策就是在不斷平衡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中進行的，而發動他國的革命始終是圍繞保衛蘇聯國家利益的。蘇聯對三區革命策略的轉變，就是其世界革命戰略與務實政策相平衡的產物。蘇聯不願意新疆出現一個伊斯蘭教“獨立國家”，因為這必將激發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泛濫，首先將影響蘇聯中亞地區的安全和穩定。這是被十月革命以來新疆所發生的多次伊斯蘭起義所證明了的。今天蘇聯已經解體，幾個中亞加盟共和國均成為獨立國家。但作為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民族分裂主義依然存在，依然威脅著中亞國家和中國新疆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今天的“東突”，就是曆史上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發展的極端恐怖主義。重溫斯大林對新疆政策的曆史，不能說沒有現實意義。
但是，新疆分裂主義的隱患，並未因斯大林暫時停止援助而完全消除。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國內全麵內戰爆發以後，美國支持國民黨勢力，蘇聯開始重新審視其新疆政策，逐步恢複加強對三區革命的支持，重新向三區派駐顧問團，並公開宣稱支持新疆解放。在三區內部，分裂勢力並沒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們的主張仍然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然而此時，維護統一已經是大勢所趨，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蘇聯對三區的政策又有所調整，公開宣稱決不同情現在的大突厥主義者脫離中國的運動，表示新疆已經是而且應該納入中國的版圖。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蘇聯對三區革命的反複政策是完全基於本國利益出發的，給三區內部伺機鬧獨立的勢力以發展的機會，為新疆的穩定留下了嚴重的隱患。60年代初，同樣在蘇聯的支持下，新疆爆發了更大規模的邊民外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