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的個體文化人格，主要體現在對文化藝術及終極精神皈依的求索探尋，自我精神修養的不斷提升，自我宗教道德意識的不斷完善，始終不渝地認真踐行自我確立的人生抱負等。這些正是他的文化人格特質的充分展現：自為的文化心性守持、自覺的文化道德意識、自性拓展精神境界至宗教皈依，再至終極精神的實現！此乃文化人格的堅守，“心靈蘊藉”之“高德”。
社會學意義上人的“社會化過程”，是指個人通過學習社會群體文化、學習承擔社會角色，以此發展社會個體的社會性。社會不斷發展，個人為了適應社會生活，就必須不斷學習，不斷適應。人的一生，正是處在這樣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中。我們不妨引德國大文豪歌德的有關論述，加以比較分析：
人生的每一階段都有某種與之相應的哲學。兒童是現實主義者：他對梨和蘋果的存在深信不疑，正像他對自己的存在深信不疑一樣。青年人處於內在激情的風暴之中，不得不把目光轉向內心，於是預感到他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他變成了理想主義者。但是成年人有一切理由成為懷疑主義者：他完全應當懷疑他所選擇的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是否正確。他在行動之前和行動當中，有一切理由使他的理智總是不停地活動，免得後來為一項錯誤的選擇而懊喪不已。但是當他老了，他就會承認自己是個神秘主義者：他看到許多東西似乎都是由偶然的機遇決定的；愚蠢會成功而智慧會失敗；好運和歹運都出乎意外地落個同樣下場；現在是如此，而且從來就是如此，以致老年人對現在、過去和未來所存在的事物總是給以默然承認。
歌德對兒童、青年、成年和老年四個人生階段作了一番總結。他提出的“某種與之相應的哲學”，正是人生不同階段社會化過程的某些規律。筆者認為，歌德的“相應哲學”暗含了這樣一些人生哲理：在特定的時代，所謂社會化過程，往往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帶有強製性的“歸納過程”，常常會表現為社會個體的精神、文化人格意誌等個體基本生存狀態的“自在性”與個體主體精神追尋的“自為意誌”間的矛盾衝突。社會的“歸納過程”經常體現在“社會主流強勢意識”對個體自為意誌的不斷消解中。而不同個體的“主體自為意誌的張力”卻千差萬別。
從年齡看，“五四運動”前的李叔同，剛進入中年，乃歌德所謂的“成年人”，正由於他已經秉有獨立的意誌人格、自為的心靈蘊藉，在文化斷裂時代的社會化過程中，他沒有成為如歌德所說的“懷疑者”，反而因其獨具個性的選擇，穿越了時代與自我精神的雙重迷失，表現出自由、獨立的高蹈意識。這一個“中年人”毅然決然的選擇，穿越了存在處境的迷失，是“此在”（dasein）選擇的“綻出”（extase）——“澈悟”，從而獲得了精神升華。
置身於20世紀初，李叔同作為文化斷裂時代的中國知識人、藝術家，從國外學成歸來進入現實社會後，時常感到自我價值的失落、自我認識與社會文化認同的相悖。在極度衰敗的封建帝製社會基礎上剛剛建立起來的、脆弱的“民國”——這一非常勉強的共和政體，理應需要大量具有現代文化技術知識的人才；而另一方麵，對現代知識人、文化人來說，實際的社會現實卻是一個處處隱含著異己張力的鬆散、漠然的現實存在。
李叔同的學生、畫家吳夢非有這樣的回憶：
1916年暑假，我住在西湖孤山蘇公祠度假。一天晚上，李先生突然坐了一隻沒有布篷的劃子來找我，並邀我同去遊覽，兩人泛舟湖上，促膝而談了許多話。當時先生一麵憤慨地回憶了萬國博覽會作品落選的往事，一麵出示了日本權威性報紙《朝日新聞》報上刊載一篇關於李先生的消息，大意是：“上海藝術界如鄭曼陀之流，專描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驚人，每月竟能得數千元；而中國第一批留學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生李岸回國，懷才不用，任其自生自滅，真可使人歎息！”先生也意味深長地說：“我在日本研究藝術時，自己萬萬沒有料到回國後會當一名藝術教員的……”由此看出當時舊中國對先生如此天賦高的藝術家未予重用，使他未能發揮大才，連國外新聞界也發表了評論。
內心的迷惘、苦悶、煎熬，也源於所置身的社會“懷才不用，任其自生自滅”，這不僅僅是自尊心的受挫，它意味著深切地痛感到個體人格尊嚴的被蔑視。因為從倫理學範疇看，“尊嚴”指個人或集體對自身的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的自我意識，是在社會生活中，個人或集體莊重而威嚴、獨立不可侵犯的地位和形象。商業廣告藝術已大行其道，整體文化環境與個體生命承載的文化人格的矛盾、衝突，理想抱負與冷漠現實之落差，時時觸動著、動搖著知識人有關社會公正的信念，也使其內在的心理失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