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其人其事，諒不須我介紹，他是我國婦孺皆知的“民族英雄”。但他同時又是一位“移孝作忠”的典範，恐怕未必盡人皆知了。
手頭恰有一份鄭成功生平給他父親鄭芝龍的最後一封“家書”，估計見過的人不多，因此備錄於此，看看他在民族和家族危亡之際，是如何看待和處置中國人曆來最為看重的“忠孝”二字的——
那是鄭成功拒不跟隨父親鄭芝龍降清後，屯兵廈門，誓死效忠南明政權，反抗清軍時；某天獲知，清廷派了兩員欽差來勸降，誘以海澄公封爵，鄭成功凜然斥拒道：“我隻知奉明帝旨，不知有清帝旨”。毅然將來使遣回。但不到一個月後，清廷又派了隨父降清的鄭成功弟鄭渡和三名使臣來到廈門。再次招降。
清廷使臣阿山說：“今日奉皇上聖旨，賜汝福、興、泉、漳四府之地，皇恩不可謂不重，汝應受詔，薙發投誠。”
鄭成功卻依然擲地有聲道：“這四府本是大明土地，何勞爾國賞賜？爾國舊封，隻建州一區，如今踞我中原，太屬無理，成功愧不能為明恢複，還想要我薙發投敵？海不枯，石不爛，成功決不降清！”說罷，斥回來使，打道回府。
當夜，鄭成功之弟鄭渡隻身潛入鄭成功家中，拿出父親鄭芝龍的手書，懇求哥哥道：“兄若不降清，父命難保了！”
鄭成功讀罷父親的親筆信，卻慨然答道：“忠孝不能兩全，請你稟報老父，乞求諒我之愚忠。”
鄭渡再三勸說無效，隻得怏怏離開。第二天，當他被清使挾裹而回時，收到鄭成功派人送來的他給父親的複信。內容如下：
兒以孤身僻居海隅，嚐欲效（陸）秀夫之節，修（申）包胥之忠，藉報故國，聊達素誌。不意清廷海澄公之命，突然而至，兒不得已按兵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至，兒又不得已按兵示信；談席未終，來使乃嘵嘵以薙發為請。嗟嗟！今中國土地數萬裏，亦已淪陷，人民數萬萬，亦已效順，官吏亦已受命，衣冠禮樂，製度文物，亦已更易，所僅留為殘明故跡者，兒頭上數根發耳。今而去之，一旦形絕身死，其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哉？
且自古英雄豪傑，未有可以威力脅者，今乃嘖嘖以薙發為詞，天下豈有未稱臣而輕自去發者乎？天下豈有彼不以實許，而我乃以實應者乎？天下豈有不相示以信而遽請薙發者乎？天下豈有事體未明，而遂欲糊塗了事者乎？父試思之！
“兒一薙發，將使諸將盡薙發耶？又將使數十萬士兵皆薙發耶？中國衣冠相傳數千年，此方人性質，又皆不樂與滿夷居。一旦盡變其形，勢且激變，爾時橫流所激，不可抑遏，兒又竊竊為滿夷危也。昔吾父見貝勒時，甘言厚幣，父今日豈盡忘之？父之尚有今日，天之賜也，非滿夷所賜也。兒誌已決，不可挽也。倘有不諱，兒隻以縞素複仇，以結忠孝之局。兒成功百拜。”
據傳，當年鄭芝龍看到兒子的此信，長歎一聲道：“我的老命，看來要斷送在他手裏了。”於是就將鄭成功的原信轉呈給了順治皇帝。順治帝本已封鄭芝龍為同安侯，以利用這張“王牌”，至此也不得不徹底死心，下令將鄭芝龍圈禁起來。不久後又將其處死。
父親的這一結局，應該說鄭成功是早已料到的了。而且當時大勢，明眼人都明白勝算無多，所以“識時務者為俊傑”，鄭成功即使順水推舟、以盡孝而投降清廷，時論或曆史亦無可厚非；但其卻矢誌不移，寧違父命而不背“皇命”，其忠心昭昭，足可鑒諸日月。但實在說，雖然古來中國即有忠孝不可兩全之說，但真正麵對這種考驗之際，如鄭成功這般氣節與風骨，非一般人可以望其項背。彼時其所承受的心理和情感壓力，也是非親曆者不可想象的。
故此，盡管後世清廷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視鄭成功為海賊或叛國者，但早在康熙朝時，康熙皇帝就曾對“亂臣”鄭成功作過極高的評價。他明確說過：“朱（鄭）成功明室遺臣，非吾亂臣賊子”。他還寫過這樣的楹聯，贈與泉州三邑南安鄭氏祖墳。
“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誌，方知海外有孤忠。”
而到了清朝末期，為籠絡台灣人，清朝政府亦逐漸將鄭成功宣傳為“忠義典範”。1874年，清廷派遣欽差大臣沈葆楨赴台灣辦理海防事務。沈葆楨在該年底與其他官員聯名上奏，以鄭成功“感時仗節，移孝作忠”，值得為民表率，有助於“正風俗，正人心”，請光緒皇帝批準為其建祠祭祀。第二年（1875年）光緒皇帝便準其奏，正式在台灣為鄭成功立祠，並由禮部追諡為“忠節”。同年三月，沈葆楨拆除了舊的開山王廟，在原址重建一座福州建築式樣的“延平郡王祠”。沈葆楨並親自書寫對聯一副譽之：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