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 毅
2012年10月12日下午，莫言再次出現在高密這家一夜之間為世界所知的酒店會議廳，召開記者招待會。他穿著昨天那件淡紫色的條紋襯衫，平靜地走到話筒前。最開始的兩個問題來自法新社和路透社，莫言對這兩個問題的部分回答，迅速傳至網絡又迅速消失。“政治不正確”被認為是可能的理由——在他獲獎前後，對他批評最多的是他的政治態度。莫言的回應是，自己的獲獎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而是文學的勝利。
他在頭一天接受鳳凰衛視電話采訪時說：“不管是在網上挺我的，還是批評我的，都有他們的道理，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很快，“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這一截話被挑選出來，放到網上，引發爭議。
10月12日早上，由北京飛往青島的航班上，與我鄰座的恰好是昨天晚上電話采訪莫言的鳳凰衛視記者，她認為莫言的回答得體，但放到網上後被斷章取義。在這趟7點50分起飛的航班上，坐著眾多媒體同行，他們的目的地是距離青島大約100公裏的高密。在酒店大堂，在莫言居住的小區，記者們在此守候多時，希望能夠與他偶遇，直到記者招待會的時間將至，他們才陸續離開。
莫言在記者招待會上始終沉著以對，有問必答。他的左手一直握著一根紅繩串著的飾物。記者招待會臨近結束，他抬起左手，將衣袖輕輕抹開，露出了袖口下的手表，看了看時間。
如果時間在某個軌道上停留在1976年2月莫言的一次當眾講話上，在另一個軌道上來到此刻，兩幅時空中的畫麵將形成鮮明的對比。
手表的國
“在一片掌聲裏，我不知怎樣地上了台。我頭暈，心跳，快要死了似的。”這是21歲的管謨業剛剛參軍之後，作為新兵代表上台講話時的心情。當他接到入伍通知書後，村裏的一位複員老兵告訴他，要想在部隊迅速站穩腳跟，就得寫一封決心書。管謨業記住了這位老兵的教導，一到兵營就趕緊寫了決心書，他獲得了這個上台講話露臉的機會。
在掌聲還未停息的台上，他腦子裏掠過了自己想要擁有的東西。“誰見過這樣的大場麵了。但這是光榮，是前途，是4個兜的軍裝，是上海牌手表，全鋼防震，19個鑽。”
不知在高密這家酒店的會議廳裏，57歲的莫言來到講台前那一刻腦子裏想的是什麼？他此時戴的又是什麼牌子什麼質地的手表？
21歲的管謨業“一屁股坐在那把坐過曹副團長、坐過新兵連指導員的椅子上”，那是一把紅色人造革麵的鋼架折疊椅。他望了一眼台下，開始低頭念稿子。
57歲的莫言除了看手表，頭幾乎沒有低下過。他已經是見慣大場麵之人。高密市一中的校園內有莫言文學館，館裏掛著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所拍場景是2011年法蘭克福書展。作為中國作協副主席的莫言站在台上微笑，他身邊站著的依次是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這次書展上，當一位身處海外的異見人士出現的時候，許多中國作家選擇了退場。這也是莫言遭到批評的一次事件。
1976年，念完稿子的管謨業走下講台，聽到班長低聲對他說：你這個混蛋，徹底完了！他懵了，已經無心觀看接下來的文藝演出。回到宿舍後，追問班長到底是怎麼回事。班長說，“那凳子是首長坐的，你也配坐？你不站著講話，竟敢像首長一樣坐著講！你稀稀了（當時的流行語），等著明年回家吃地瓜去吧。”
莫言在回憶這段經曆時寫道：“我的眼淚刷地就流下來了。我一個老中農的兒子，費了千辛萬苦才當上兵，原本想在部隊好好幹，提成軍官，為父母爭氣，與地瓜離婚，誰知道這樣簡單就稀稀了。”
管謨業是那麼希望逃離家鄉的土地。他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幸運地逃離這塊土地，我決不會再回來。所以，當我爬上1976年2月16日裝運新兵的卡車時，當那些與我同車的小夥子流著眼淚與送行者告別時，我連頭也沒回。我感到我如一隻飛出了牢籠的鳥。我覺得那兒已經沒有任何值得我留戀的東西了。我希望汽車開得越快、開得越遠越好，最好能開到天涯海角。”當汽車停在一個離高密東北鄉隻有兩百華裏的軍營，帶新兵的人說到達目的地時，管謨業深感失望。“這是一次不過癮的逃離。”
管謨業的故鄉——高密東北鄉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莫言作品和講話中反複提到的“東北鄉”是過去年代的稱呼，現在叫高密疏港物流園區。此地位於昌濰大平原與膠東半島交接處，地勢低窪，河道密集，夏季時常常水澇成災，曾經廣種高稈作物，比如高粱。高粱成熟的季節，這是一片火紅。
21歲的管謨業在新兵大會上講話後不久，被“發配”到了渤海邊的黃縣。除了站崗就是下地幹活，與原來的農村生活相比，沒有更好，反而更差。渤海的風浪中，他已經看不清上海牌19鑽全鋼手表的模樣。
站崗的枯燥生活中，管謨業開始了文學創作。他最早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地主被鬥爭而死。”這篇小說寄給了《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表時，稿子卻被退了回來。”
手表再次清晰地浮現的時候，已經是1981年。給自己取了筆名莫言的管謨業通過自己的努力寫作，在1981年和1982年之間，於河北保定文聯辦的《蓮池》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和《醜兵》，掙了144元稿費。他用這些錢實現了自己的手表夢。
戴上了手表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被文壇老前輩孫犁所欣賞。孫犁對莫言進入更多人的視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莫言的文學時間開始了。
35個人的國
10月11日晚上，作家雷鐸通過手機得知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那是助手發給他的一條短信。他為大學同班同學的獲獎感到高興。雷鐸記得，1984年秋天，他是倒數第二個到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報到的學生，莫言是最後一個。他們倆都因為各自的原因而沒有按時到校。
軍藝辦了全國最早的作家班，他們這批軍隊作家被稱為“黃埔首期”。軍隊積壓多年的作家一下子都集中到北京的這個院子裏學習去了。能夠進入此地學習，既要有考試成績又要有作品。軍藝文學係主任徐懷中非常欣賞莫言，看了他的作品後，對輔導員劉毅然說，這個學生，即使文化考試不及格我們也要。
首期作家班共有34個同學，加上輔導員，一共是35人。有的人在進入軍藝作家班之前就已經成名，比如李存葆憑借《高山下的花環》獲得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已經廣為人知。來自南京軍區的以報告文學成名的記者錢鋼擔任了這個班的班長。
徐懷中給作家班實行的是“導師製”。全國最著名的高校老師、作家、評論家、藝術家被請來給他們上課，這其中有吳組緗、丁玲、王蒙、劉再複、張承誌等等。
有時候，徐懷中還會給一些同學上小課。“有一次，他（徐懷中）叫了我和莫言一起交談，談話的內容是文學文本。”當時的中國作家熱衷文本實驗，“兩斯一薩”（博爾赫斯、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是大家經常談論的作家。
對於文本實驗，雷鐸認為莫言的分寸掌握得更好一些，自己則走得太遠。“這好比一場足球比賽的現場轉播，莫言的度掌握得很好，被納入視野，而且靠近鏡頭。”
開始的時候，莫言處於不被人注意的位置。最風光的是李存葆，班上還開了他的作品研討會。會上，莫言對李存葆的作品提出了尖銳批評：“我們係裏組織討論會，討論李存葆的小說《山中，那十九座墳塋》。我確實感到不好，就把這個小說貶得一塌糊塗，話說得很過分。”
莫言認為那不是小說，更像是宣傳材料。
一個夢成了莫言文學創作的爆發點。某天淩晨，“我夢見一塊紅蘿卜地，陽光燦爛，照著蘿卜地裏一個彎腰勞動的老頭；又來了一個手持魚叉的姑娘，她叉出一個紅蘿卜，舉起來，迎著陽光走去。紅蘿卜在陽光下閃爍著奇異的光彩。”
莫言把這個夢寫成了一篇小說，取名《金色的紅蘿卜》。徐懷中看了之後，將題目改為《透明的紅蘿卜》。莫言剛開始覺得還不如不改，後來覺得改了更好。
《透明的紅蘿卜》描寫了一個“黑孩”的形象，被認為是一個受虐的小孩性意識的萌發。莫言被認為小時候經常挨父親打，留下了陰影。當我在高密東北鄉見到莫言90歲的父親管貽範時，老爺子笑著說，他小時候挺調皮搗蛋的，也就打過幾回。在90歲的管貽範的床頭，放著許多書，老爺子念過私塾，有看書的習慣，但沒看過莫言的書，“他不讓我看。”老爺子笑得很和藹。
高密東北鄉泥土裏長出的紅蘿卜幫助了莫言的文學事業。紅蘿卜被認為是男性的象征，對於性的描寫是莫言文學探索的領域。中國有著太長的情感禁錮的曆史，莫言突破了這個禁區。“《透明的紅蘿卜》裏有很濃的性意識，這讓作品提供了可以打通全人類情感的基礎。”雷鐸說。
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在1985年第二期《中國作家》上發表，引起巨大反響，京城裏的作家和評論家被召集在一起討論這部作品。莫言享受了李存葆剛入學時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