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馬丁·瓦爾澤同坐一張長椅上的莫言，不斷地舉著高腳玻璃杯喝酒，他的身邊放著兩瓶德國葡萄酒和瓦爾澤的三本漢譯版本的書：《批評家之死》、《驚馬奔騰》、《菲利普斯堡的婚事》。莫言以他特有的幽默表達對瓦爾澤的敬意：“我來了這裏以後就喝酒，因為我很緊張。1957年他寫第一部小說《菲利普斯堡的婚事》的時候，我隻有兩歲，還狗一樣地在地上亂爬。跟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學家對談，我得先喝酒，把膽壯起來。”
把所有人當人寫 把自己當罪人寫
莫言：瓦爾澤先生用中國話來說是“著作等身”，但遺憾的是，我僅僅讀了他的三本書《批評家之死》、《驚馬奔逃》、《菲利普斯堡的婚事》，阿克曼先生也說我應該看他的《迸湧的流泉》。今天上午我騎車到了西單圖書大廈，在電腦上搜索這本書，隻有一本，在四樓外國文學專欄，那本書已經被一個小姑娘拿在手裏了，我隻好在網上看一些章節介紹。
《迸湧的流泉》這個書名有些拗口，不如叫《趵突泉》如何？這本書我一定要買到，因為我對它期望非常高。小說講述了一個名叫約翰的小男孩在二戰爆發時期，長達15年的生活經驗。我在主人公約翰的身上也隱約看到瓦爾澤先生本人的經曆。我看到約翰的母親為生活所迫，參加了黨衛軍的時候，聯想到瓦爾澤的母親也曾為了生計所迫參加黨衛軍的一些活動。
當作家的個人經驗和社會曆史生活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重合時，讓我聯想起另外兩部德國作家的小說，一部是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一部是西格弗裏德·倫茨的《德語課》。《鐵皮鼓》、《德語課》、《迸湧的流泉》都是用兒童的視角對那段黑暗的曆史進行反思。這種寫作視角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影響了眾多中國作家，這包括我本人的寫作。我作品中的很多篇章，都是用兒童的視角去反映某個曆史時期。我相信瓦爾澤先生的《迸湧的流泉》不僅會對中國作家產生影響，也會引發中國普通讀者的思考和反思。
瓦爾澤先生前兩天在社科院的演講中說，即便寫社會批評的文字，在對社會進行批判的同時，首先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的也是他自己，這個跟我的想法非常吻合。我也寫過對社會進行批判的小說，如瓦爾澤先生讀過的《天堂蒜薹之歌》。這部小說在現實生活中是有其真實原型的。在我故鄉附近的一個縣裏，由於當地官員的腐敗，導致農民種植的大批蒜薹賣不出去而腐爛，憤怒的農民包圍了縣政府，砸了縣長辦公室，造成了全國性的轟動效應。我看了這個報道之後，立刻放下了手邊的《紅高粱家族》係列小說的創作，僅用30多天時間寫出這部長篇。
很多批評家聽說我寫得這麼快，也許會質疑作品的質量。但是我就是寫得這麼快。因為我感覺到內心湧動著很多話，要趕緊寫出來才踏實。在寫作當中，我首先發現自己已然把故事轉移到我熟悉的環境中來了。那裏有我生活過的小村莊，我熟悉的親人。最後我自己也進入到這部小說裏去了。與其說我是在寫別人的命運，不如說是在寫自己的命運，與其說是為別人、為農民呐喊，不如說是為自己呐喊。因為我始終認為自己骨子裏是個農民。這並不是虛偽和做作，我知道我隻是個普通老百姓，一個生活在城市的農民。
最早我的小說跟中國過去的文學作品不一樣是在於我把好人當作壞人來寫，壞人當好人寫。中國的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把好人寫得跟神仙一樣完美無缺，沒有任何缺點；壞人寫成一點好處都沒有。但是我想大家都是人，於是我試著站在超越階級利益的高度上，把所有人都當人來寫。下一步就是把自己當罪人寫。每個作家最後麵對的肯定是自我，所謂一個作家的反思、文學的反思，最終是要體現在作家對自己靈魂的剖析上。如果一個作家能剖析自己靈魂的惡，那麼他看待社會、看待他人的眼光都會有很大的改變，也就可能實現瓦爾澤先生在演講中的另一個觀點：作家應該愛他小說裏的所有人物，即便是那些讀者不喜歡的人物。我們作家要對他們有愛心，不能把讀者不太喜歡的人物當作很壞的人，毫不留情地醜化他，而要把他當人來寫。
瓦爾澤：我們在另外一種語言中旅行的時候，作為一個作者，你無助地麵對陌生的語言，需要完全依賴譯者。這種依賴感是如此強烈，勝過幼兒對成年人的依賴，勝過女人對男人的依賴，超過所有的依賴感。
我非常榮幸能與莫言相遇。得到您的兩本德文作品。為了閱讀小說，我甚至無心參與其他活動。我讀完了《紅高粱家族》，開始試圖從這本書裏摘抄精彩段落，後來發現幾乎要把整本書摘抄下來了，隻好作罷。我不知道中國語言如此富於感性，能把各種形態的轉化描述得如此張弛自然，有的段落特別帶有味覺、色彩。莫言的寫作充滿詩意，我本來討厭那種明明是小說，卻要裝扮成詩歌的作品。但是在譯文中，我能看到莫言小說中的詩意。我讀到酣暢之處，突然產生了妒忌之感。這本書關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抗日戰爭時期的故事，作者能將曆史事件與虛構結合，充滿狂歡，沒有說教，讚同與批判都沒有任何曆史間離的做法，這恰好和我們對待德國曆史的方式不同。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曆史的見證者，不是簡單的反抗。因為反抗實踐的同時也是中國人之間相互進行的很殘酷的鬥爭。對曆史和故事的敘述具有這樣的複雜性，是如此之美，讓我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