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葛亮對談
故鄉是一個感傷卻又溫暖的話題，兩代人對於故鄉的追憶和情感會是怎樣的複雜情緒？作為50年代生人的莫言，大多數作品傾注於山東高密的描寫，即便沒有更多的素材寫故鄉，他也會用發生在香港、日本等城市的故事移植到故鄉這個大盤子裏。他說這裏是出發點，他的力量在這裏。而葛亮用朱雀作為南京的圖騰，感懷他生長於斯的這座帝都充滿了哀傷和沒落的美，同時對於南京新的變化，他有失落卻也欣慰，仍然會用主人的心態去適應她的改變。
《朱雀》這部長篇小說獲得“亞洲周刊2009年全球華人十大小說獎”，《朱雀》裏有古典的哀傷，也有時代變化所帶來的新的問題，比如當下熱論的80後情感問題。作為兩代人的觀點會否有不同呢？莫言和葛亮從自己的角度解析了這一現象產生的背後因素。
主持人：這裏是搜狐文化客廳直播間，今天我們請到了大家熟悉的莫言老師，坐在莫言老師旁邊的是香港作家葛亮先生，也是 《朱雀》的作者。葛亮也是這個獎項迄今最年輕的獲獎人。
今天我們請兩位談談“故鄉與寫作”的話題。因為莫言老師大多數作品都跟他的故鄉山東高密有關，葛亮先生這次寫的 《朱雀》也是寫他的故鄉南京。你們不是一個年代的人，但你們最大的相似處都在寫自己的家鄉，都是屬於作家對家鄉的描寫，而且你們現在都已經離開家鄉，有一種“在他鄉寫故鄉”的狀態，是什麼的情感促使你們寫故鄉？
莫言：幾年前讀過他的作品，認識葛亮就更早了。作家寫故鄉這就是一種命定的東西，每一個寫作者都無法回避的。過去一談到故鄉往往聯想到的是荒山野嶺，窮鄉僻壤，刁民潑婦，傳奇人物，總之跟荒涼的、遙遠的、偏僻的、落後的鄉村有關的。後來我說這個說法是不全麵的，因為不僅僅是出身在農村的人有故鄉，任何一個人都有他的故鄉。我的故鄉在高密，王安憶的故鄉是上海的一條胡同，北京史鐵生的故鄉是地壇公園旁邊小胡同的小院子。從這個意義來講，每個作家寫故鄉，每個作家懷念故鄉都是寫作的必然的東西。葛亮他的故鄉自然就是南京。他在故鄉生長到20歲然後才離開，這就是更加完整意義的故鄉。他的整個成長時期都是在南京完成的，所以毫無疑問南京的大街小巷留下他很多的記憶，最重要的是童年記憶。
主持人：這也是葛亮寫 《朱雀》的初衷？
葛亮：對。南京對我來說是“家城”。其實我開始寫南京，動筆的時候是在香港，但之前已經有很長時間的積澱，就想為自己的家鄉說一說故事。當我寫完 《朱雀》的時候，就像償還了一筆心理的債務，是對故鄉情感的債務。我覺得每個人在自己成長過程中都有一種情結，這種情結也許是用抽象的方式去表達，有時候就會非常的具體。作為作家而言，也就是他筆下的故事。我從莫言老師那裏汲取了非常多的養分，不光是對故鄉的深情，還有表達的方式、敘事的脈絡。我在 《朱雀》表達的層麵，特別是曆史書寫的層麵，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有時候年輕的作家麵臨的一個問題，特別是寫這樣一個家城，它的曆史感如此濃厚，你怎樣去切入。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說，首先我不是一個曆史的見證者，這是很多年輕作者都麵臨的一個問題。我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另外一種維度和視野，是闊大的文學空間，即是來自於想象。當然這種想象不是無本之木，以後現代史觀而論，漢斯·科爾納有一個特別的理念，所有的曆史都是故事的一部分，都是或隱或顯的敘述。作者本身對曆史的想象和代入感，來源於自己對故鄉的深情，一種誠摯的感情，還有你作為年輕人觀察的角度。所以我希望這部小說能夠把我現階段的，無論是對故鄉的情感的意義上的表達，還是我們自己的一些文學觀念，包括對曆史事件的感知，能夠以記憶的立場留存在裏麵。當然作為年輕的作家來說，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但是在現階段這部小說對於我本人來講不但有紀念的意義，同時也是我這個時期對文學的一些想法和承載。
走得越遠 牽掛的感覺反而更強烈
主持人：因為寫故鄉，情感可能比較複雜，一個創作者在創作故鄉的時候，如何把握自己的情緒？是保持一定的距離，作為旁觀者的角度，還是有千絲萬縷的複雜情緒？怎麼把握這種情緒？
莫言：我當年寫《紅高粱》的開篇講到高密東北鄉的曆史，我對我的故鄉當時這種情感很複雜，愛恨交織。確實恨不得立刻逃離得越遠越好，那樣的貧苦落後愚昧。但是離開這個地方之後馬上感覺這個地方跟你血肉相連，做夢都夢到熟悉的環境。所以故鄉是無法擺脫的夢魘。所以寫作的時候愛恨交織的情緒必然對作品有所反映。當然隨著寫作時間的加長，隨著寫作越來越多，故鄉的位置也不斷調整，從原來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到慢慢的站高一點冷靜的關照。故鄉是很大的話題，每個人寫作剛開始都有依據個人經驗、童年記憶或者故鄉經驗。但是這些遠遠不夠，寫一篇小說就用光了。用光了之後你還要寫故鄉，就要不斷的從外部汲取新的素材，要把你的故鄉從一個封閉的概念變成一個開放的概念，可以把發生在天南海北的許許多多人物的故事移植到故鄉來，可以把別人的故事當成自己的故事來寫，這樣的話創作素材才會源源不斷。
主持人：故鄉還是這個創作的中心思想？
莫言：它應該是一個出發點，我的根脈在這裏，我喝這裏水長大，吃這裏莊稼長大，有獨特的人文地理的東西培養了我們作為一個人的個性。這種個性直接影響了作家的創作生活，所以盡管後來我寫了某件事可能發生在日本、香港，但是我特意把它放在故鄉這個盤子裏來，用外部的事件來同化。所以想這種力量還是來自於故鄉。
葛亮：故鄉是一種精神的容器。當然我的人生閱曆跟莫言老師比起來少太多了，但是剛才講到的對故鄉的感知我也深有體會。我寫 《朱雀》強烈的創作衝動真的是到了香港以後，對於我的故鄉南京是一種躬身返照的狀態。有些東西因存有距離，而使得故鄉的輪廓更為清晰。為什麼我在小說裏麵選取了非常獨特的視角，選取一個外來人——一個英格蘭出生的華裔青年的視角進入，是因為在寫作過程中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南京是古典氣息太過濃重的城市，你居於其內會有身在此山中的感覺。一切東西在外來人看來可能會感覺到好奇，甚至可能會使他們感到心靈的震撼，但是在這個城市裏麵生活多年的人是習以為常的。但這種慣常感對於寫作者來說是接近於蒙昧的狀態。所以我希望能夠用一個相對來說更加獨特的視角去呈現我如此之熟悉的城市，在這個情況下，我想 《朱雀》本身的進入也是一開始即帶有陌生化的色彩。其實故鄉的寫作對一個作家來說是起點，因為作家作為他的完整的生命個體，有各種各樣人文的經驗。我看到許廷邁這個主人公，一方麵是一個遊走的過程，從歐洲一直到中國。但同時又是血脈相連的，因為他的祖籍是南京。我蠻著迷這種感覺，就是遊走者的生命經驗，在不同的地域空間裏過往。其實這些故事表達的主題內核，即是因為血脈相連、人文精神還是牽掛住故鄉的。所以走的越遠這種感覺反而更加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