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對話莫言
莫言、張悅然做客網易讀書《網易閱讀客廳》欄目，就莫言的新書《蛙》展開精彩對話。
兩代作家在分享彼此創作和閱讀體驗的同時，也就“文革”、計劃生育和代際關係等社會問題交換了看法。對於80後一代寫作者，莫言表示了發自內心的欣賞。張悅然則表示，如果回到“文革”，80後一代並不會比他們的父輩做得更好，“因為這一代人沒有什麼集體記憶”，“如果突然發生一個大事件，他們需要這種東西把他們召喚起來，凝聚在一起。因為這代人覺得自己很孤獨。”
做一個叛逆的人很容易，順從世俗更難
張悅然：先從您的星盤開始說起吧。我主要是從星盤說我對莫言老師性格的了解。
莫言：我看看說得準不準吧。
張悅然：但你的生日說得不是太確切，我當時問你要的是1955年2月17日，你告訴我的時間是下午5點左右。
莫言：對。
張悅然：地理位置肯定沒搞錯。這就是莫言老師的星盤，您看到這個圖形了嗎？這個點、這個點和這個點，您覺得這個圖形好看嗎？
莫言：像鑽石。
張悅然：（笑）什麼鑽石呀，這是一個信封，是一個打開的信封。意思是上帝給了你才華，給了你禮物，把它裝在了信封裏。你把它從信封裏拿出來。這樣的人是上帝賜予了禮物（的人），一種恩賜。
從性格方麵來說，特別均衡，有些人集中在一個地方，你的比較分散，很多麵，你說“鑽石”倒是對的，因為有很多切麵。這也是我後麵要問您的，您不是那種天質癲狂型的作家，還是很均衡的。
莫言：有一種最後的底線，不至於瘋了。
張悅然：絕對不可能瘋了，您的月亮是射手，還是有一種比較樂觀的東西，有一種射手座的樂觀。
莫言：我不是水瓶座的嗎？
張悅然：月亮是射手座的，一個人有三個上升（音），月亮、太陽等組成，所以是不同麵，性格的多重性才構成了一個人的豐富性。
這個宮是主才華、創作的，所以月亮在這裏，特別有創新，但也有一種孩子氣，有一種孩子的天性，所以不太容易有衰竭感。
莫言：這倒挺準的。老是錯於自己沒長大，誤以為自己很年輕。
張悅然：上麵有很多幸運的特質，您的金星在摩羯，摩羯座還是比較講究實用主義和現實的，有一種規則性，所以您的審美，還是（出於）對自己有實用性的要求，至少要是好看的，是有人欣賞的，您認為的價值標準不太容易不停地變換。不像您的太陽星座水瓶那麼具有跳躍性，水瓶是一個比較未來式的星座。
這上麵還反映了，您在家裏挺孤獨的，無論是早年的家庭生活還是（以後），自己的時間比較多。
總之，這上麵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是，它構成了一個漂亮的格局。這個格局讓我們覺得很均衡。有格局就會很緊繃，不容易散架。
莫言：有一種相對均衡的結構。
張悅然：我從星盤說起，講一講對您的性格的了解。我跟您開了很多次的會，包括和您去韓國，感覺您很多時候都會委屈自己、遷就別人，別人說怎麼怎麼樣，你就不好意思拒絕，說那就去吧。
之後開始跟星座扯上關係了（笑）。挺不容易的，因為我覺得作家還是有比較自我、比較任性的一麵，有時候我覺得這對寫作也是有好處的，因為會比較集中。從對您性格的了解，包括看您為人處事的方式，我覺得挺累的。
莫言：是挺累的，沒辦法。
張悅然：這樣確實很累，會不會消耗掉很多和寫作有關的……
莫言：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不完全是先天的。成長的環境決定了我會以這樣的方式來待人處世，這和我生於中農家庭，父母從事農業有關係。中農這個階層本身很尷尬，團結對象，稍微表現不好，就推到敵人那邊去了，所以一輩子都小心翼翼，所以我們以父母為榜樣，幾十年來，長大以後也是這樣的。
首先骨子裏有一種怯懦，生怕讓人不高興。我記得有一年我們在香港參加書展，大廳裏好像是嚴禁抽煙的，我們跟台灣一幫作家跑到裏麵抽一陣，我膽戰心驚的，生怕被人抓住，其他的都是次要，就怕非常尷尬，大家都不抽煙，你們一幫作家，號稱有文化的人，公然違反規定。
張悅然：我們這一代人就不管這些（笑）。
莫言：另外有些人的行為我看不慣。前一陣在德國我講了一個例子，流傳著一個關於歌德和貝多芬的故事，歌德和貝多芬一塊兒在路邊行走，碰到了王室成員的儀仗，歌德按照社會習俗退到路邊，恭恭敬敬，垂手而立，而貝多芬迎著國王的儀仗走過去，揚長而去。我們看了之後心裏當然覺得貝多芬太牛了，很厲害，歌德太猥瑣，太渺小。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越來越不一樣，感覺歌德這樣做實際上更不容易，歌德這種人，他骨子裏的傲氣我想一點不會比貝多芬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內心這麼驕傲的一個人卻能夠順從世俗，為了不給別人難堪和不高興，寧願扮演這樣一種角色。
張悅然：您還是有一種順從世俗的東西？
莫言：首先涉及到對國王這個人本身尊重不尊重的問題。國王本身是一個象征性的符號，在這個符號之後他是一個人，你不尊重這個符號當然可以，但你在不尊重這個符號的同時也傷害了作為人的國王。所以（歌德）退到路邊我覺得是很對的。而現在喜歡扮演貝多芬這樣叛逆的人太多了，你可以被扮演貝多芬的叛逆，但你扮演不了他內心中真正獨立的東西，扮演不了他的才華。所以我後來所看到的，更多是在扮演貝多芬表麵的東西。
有時候我也恨自己，很拙劣，很笨，很無能。
張悅然：我隻是覺得您很多時候替別人考慮得很多，會很辛苦。
莫言：我覺得這是一個準則，不管我自己多麼委屈、多麼累，這些都是應該堅守的。
張悅然：而且我覺得您對自己看不慣的人也不會表現出來。
莫言：起碼不能傷人傷得太厲害，現在對這些我看不慣的人，我也會反過來想，也許他還看不慣我呢。
我很笨的，有一次我在路邊被一個農民工……當然，是不帶侮辱性的稱呼，就是一個打工的小夥子，他騎著自行車逆行，當時我正在想事情，他逆行，當時就把我撞翻了，把我的手弄得鮮血淋漓。小孩兒嚇得呀，首先我想到，太可憐了，小孩兒嚇成這個樣子。我就說，沒事兒沒事兒，你走吧。回家後老婆孩子說，你怎麼這麼笨呢？讓他帶你去醫院包紮一下也可以啊。我說算了吧。
張悅然：那您這麼多年肯定被別人利用過？
莫言：這個沒關係，良心安穩就行，被別人利用總比利用別人好。自己受一點委屈總比給別人帶來委屈好。你傷害過別人這件事情實際上遠遠比別人傷害你留下的痛苦要大，我的個人經驗就是這樣。
今年春天的時候，原來我的工作單位，總參局裏一個領導讓我寫一篇我在這個單位工作的回憶，一篇文章。我當時就想寫一件事，82年我剛從保定調到北京來，那時候年輕，晚上寫小說，很狂妄，剛寫了幾篇小說，在《小說月報》上轉載，這時候我們單位有一個姓葉的副參謀長，進門後說“沒人了？”我未加思索，立刻蹦出來一句“我不是人嗎？”搞得他非常尷尬，不言不語就退走了。第二天我就後悔得要命，人家根本不是這個意思，“沒人嗎？”可能是他要找的那個人不在，根本沒有蔑視我，把我不當個人的意思。但我就冒出來一句“難道我不是個人嗎？”似乎理直氣壯，但後來每當提起，我馬上就會想起這件事。
張悅然：天哪，如果這樣的事情都要懺悔……
莫言：有一次我跟文化部部長去總參局看他們幼兒園排演的節目，一個小男孩兒在跳舞的時候把肚子碰倒了，前麵我還在鼓動他，結果這個孩子可能是因為受我們的鼓動跳得過分了，“砰”地一下撞到桌子上，滿臉通紅，要哭哭不出來，我覺得這也和我們有關係。這是我在總參部做的壞事兒，這種小事兒很刻骨銘心，讓你難以忘記。別人傷害我的，我馬上就忘記了。
還有小時候，校長的太太是教我們數學的劉老師，“文革”初期，所有人都打她。
張悅然：您扔過石頭。
莫言：我很難受的，因為他的女兒跟我大哥在“文革”前有一種朦朧的戀愛關係，所有人都看著我。怎麼辦？都在打，後來我就撿起了一個小土塊，打了她一下。她的腦袋一下抬起來了，就盯著我看。
這個老師也感覺，別人打我還可以，你幹嘛也打我？後來他們根本就不諒解我。後來我遇到了校長，校長一扭脖子就走了，我在路邊站著，仿佛被當頭打了一棍。如果校長說，不怨你們，你們是小孩。10歲左右嘛，懂什麼？但校長也不原諒我，這也是永遠難以忘卻的記憶。
張悅然：回到“文革”，80後一代並不會做得更好 。這些年很多人提起了“懺悔”這個話題，大家的意思是，還是那個年代造成的，必須來那麼一下，至少必須砸一個小土塊吧。像你這麼想的，可能不太多。
莫言：傷了很多的人。後來我想，如果要獲得良心方麵的安寧，被別人傷害、被別人誤解（反而）是容易的，很容易忘記，千萬不要去傷害別人，因為傷害了別人，無法贖還。
張悅然：在那樣的環境下，不砸那個小土塊，就很危險？
莫言：很矛盾，如果不砸，就會被這幫學生邊緣化，排除在圈子外。當年批判蔣介石的那些知識分子為什麼到了50年代都那麼順從，做了那麼多傷害朋友的事情，就是怕被排除在時代外。大家都熱火朝天，奔著一個光明的前程，一旦你不這樣做，馬上就被當成另類，被甩出群體外。那時候歐洲的知識分子是生怕被群體同化，一定要跟群體不一樣，而我們是一定要跟群體一樣，千萬不要被群體甩出來，是兩種心態。
張悅然：這也是我這代人和您這代人鮮明的不同。
莫言：為什麼大家都這麼希望有一個單位？單位裏的人天天勾心鬥角，爭名奪利，但心裏還是有一種歸屬，有一種安全感，如果沒有一個單位，就很可怕。當時我在軍隊裏，因為我的寫作風格和軍隊要求相差甚遠，在裏麵待著確實感到不倫不類，但一旦我脫下軍裝離開部隊，每天從大門口經過，看到自己過去的戰友出出進進，心裏還是很難受的。盡管我馬上就有了新的單位。
張悅然：需要一個集體。您怎麼評價“文革”中那些扔土塊，砸向別人的人？
莫言：首先扔土塊的人自我要認識到扔土塊是不對的，它帶給你自己的心靈痛苦遠遠大於施加給別人的痛苦。有人能把它遺忘掉，我覺得倒是一種幸運，如果你能把扔土塊，傷害了別人的這件事情徹底忘幹淨，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優勢，如果做不到這點，真的會痛苦終生。
張悅然：扔土塊也許是要在那個環境下生存的唯一方式。
莫言：我們可以這樣開脫自己，如果不這樣做，別人也要做，別人來做還不如我做，可能別人做的比我還過分。但如果忘不了，痛苦還是永遠存在的。
張悅然：在那樣的非常環境下，也許舉動必須要做，但程度可以不同。
莫言：對呀，你可以上去拳打腳踢，也可以從背後遠遠地扔一塊小土塊，但兩件事沒有什麼區別，無非是做的程度輕重。
張悅然：剛剛講到中西方知識分子的差別，是和整個社會傳統有關嗎？
莫言：我不明白，以前關於魯迅開過一個玩笑，當然也沒有證實是真是假。有人問毛主席，魯迅活著會怎麼樣？毛主席回答，可能什麼都不寫，也有可能在監獄裏寫。到底是真是假也無法考證了。但可以讓我們想，魯迅那樣的知識分子，他怕死嗎？他不怕的。郭沫若當年和蔣介石公開叫板，蔣介石是委員長，是國家領袖，1927年後他寫《請看今日的蔣介石》，對蔣介石簡直是鞭屍掘墳。到了50年代以後，郭沫若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張悅然：我覺得還是環境影響，我們這代人和您的環境完全不一樣，家庭約束沒有那麼嚴重，把我們放在這個環境下，會不會扔這塊石頭，我覺得會的，90%以上的人，從之前很多事件看他們的各種反應，我認為他們都會的。
莫言：多數人是會做的，不做的可能隻有極少數人。我們相信在那個時代裏也依然有一些不同凡響的人物，比如張誌新、北大的林昭（音），都像聖女一樣，她們既有知識、理論方麵高屋建瓴的東西，能透過當時喧囂的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能夠看到真理。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堅持真理的勇氣。我相信有很多人跟他們一樣，能夠看到事物的真相，但缺少這種堅持真理的勇氣，因為堅持真理在那個時候是要冒著生命危險的。
就像當年的伽利略、布魯諾一樣，是要上火刑架的，你要堅持真理就要被活活燒死。張誌新他們就是這樣的人。但還有很多人看不到真理，第二是看到了真理也沒有勇氣堅持。
張悅然：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分子，古代傳下來的所謂“士”的氣息，如果他們應對這樣的環境，基於您的想象，會是怎樣的情況？
莫言：解放以後，“士”這種東西，像“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樣的東西是很少的，一次給蕩滌光了，我也不明白，這就是共產黨的偉大之處，它可以讓一個時代重新開始。就像當年那個詩人講的“時間開始了”，過去的一切都終止了，我們這是創世紀。包括觀念上的很多東西。
張悅然：我就是想不清楚這個問題。前麵在探討，我們是不是也受到了“文革”很多影響，因為我們的父母受到了很多影響。他們的影響會施加到你們身上。如果有那樣的環境產生，這代人還是有一哄而上的熱情，雖然表麵看來他們需要有獨特性、個性，要和別人不一樣，但還是在媒體呼籲下，有好處的時候，如果反過來，大家也會一哄而上，害怕被孤立。
莫言：現在這個時代依然存在著這種心理基礎，拿地震比喻好像顯得很不好。但在汶川地震中，那時我看到很多現象一下讓我聯想到了很多，首先我看到，在我們家附近路邊有一個中年婦女訓斥一個酒鬼，一個老頭兒喝醉了，在路上又說又唱，先上來一個中年婦女上來訓斥他，今天是國家哀悼日，你竟然在路邊喝醉了。他醉了當然是沒有理智的，就上來和她吵，和她罵，又上來一群女的。後來打110報警，來了一個警車把老頭兒拉走了。
張悅然：很多人都有一種道德優越感。
莫言：占據道德高地，譴責別人，這是很可怕的。“文革”就是這樣。還有一件事發生在學校，一幫孩子在國家哀悼日的時候，排練紅五月的節目，這時候來了一個學生處的年輕幹部，抓住這幫學生就開始上綱上線，痛加批判，你們什麼性質、什麼行為？這幫孩子辯解說，我們這不是娛樂，隻是排演節目，沒去歌廳，我們心裏也很悲痛，昨天晚上還搞了燭光晚會，每個人都捐獻了。今天我們沒有別的事情，之後有演出，做一些排練怎麼了？但這個幹部不依不饒，要把學生名單報上去，報到校長那裏要求嚴肅處理。
這就是一個很年輕的人，他的真誠我不懷疑，肯定是發自內心的，但這種真誠非常霸道，非常可怕，所有的人都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不依不饒，不做客觀分析。不把別人往好裏想，就往壞裏想。
還有很多類似的活動，說出來不太好聽。在地震期間，讓我看到了很多“文革”期間遺留下來的心理狀態，在這種特殊環境下突然又迸發了，假如再有“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契機……
張悅然：並不能做得更好。
莫言：我想參加紅衛兵的人並不在少數，而且做得未必好到哪裏去。韓寒關於美國風災的博客我看到了，我很讚賞他這種逆向思維的勇氣，當大家多占據道德高地，異口同聲紛紛往裏扔磚頭的時候他能從另外的角度想一想在美國風災時中國媒體的報道，實際上那些標題都是幸災樂禍的，而我們是在媒體上公開（發布）的。
包括美國911，表麵上都很震驚、很同情，但因為隔得太遠了，有多少人能產生美國人那樣的心靈劇痛？有沒有幸災樂禍？覺得美國人這次終於倒黴了。而且政治觀點會不會影響對這個事件的判斷呢？我在意識形態上站在美國的對立方，突然發生這樣的災難，政治觀點會不會影響我對這件事情的判斷？肯定會影響。所以這涉及到很多批評原則的問題，我反複講過。
我們不懷疑每一個批評者都是有感情的，感情上允許有偏向，我從感情上就是偏向這一方，恨那一方。但在清醒的時候，還是要以真理為依據，情可偏，禮不能廢，這是一個基本準則。
張悅然：您對現在的年輕人怎麼看？還是沒怎麼關注？
莫言：非常關注啊，我很欣賞的。我對80後這一批寫作者一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欣賞態度，並不是盲目吹捧，我覺得就是應該承認一代一代更替的關係，首先應該建立（一種觀點），任何一代作家都有偉大的作家，我們仿佛感覺自己掌握了真理，但這種真理並不是絕對的，尤其是文學上的真理，彈性很大，隨著時代變化而不斷變化。所以後來我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生活，因此每個時代必須有每個時代的作家，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讀者。
我們按照我們的標準來衡量80後、90後，感覺他們寫的東西我們不能認可，但這是相對而言的。在80後、90後讀者的心目中，我們的東西和他們有隔膜，離得很遠，隻有他們這代人寫的東西，他們（讀者）才覺得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所以我對80後的肯定和讚賞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且我也說過一句話，不管現在如何對80後擔憂、希望，再過十年、二十年，毫無疑問，他們在文壇上變成了中堅力量。而且反思一下，當初我們這批作家出道時，老一代作家對我們也很不認同，我們這種寫法，比如寫《紅高粱》這種小說，那些寫紅色經典的作家覺得，寫得這是什麼呀？土匪，抗戰，跑到高粱地裏野合，這是什麼東西？但實際上它還是站得住腳的。放在曆史上來衡量，文學就是應該慢慢發展。
網易讀書：剛才您提到，“文革”如果在現在發生，還是可能（會發生扔土塊的事件），這和最新一代人的精神構成也有聯係。悅然剛才講，如果她們這代人回到那個場景，也會幹這種事，這代人的精神構成是怎樣的？
莫言：應該還是有所區別的。
張悅然：不是的，你把我們高估了。包括地震、反日，現在我的MSN上還是有很多人沒把紅心CHINA去掉，還是有很不一樣的東西，如果現在再掀起反日浪潮，憤青還是很多。因為我們這代人沒有什麼大記憶，有次我們回憶80後的集體記憶，我們是生於80年代初的人，包括您女兒，最深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申奧成功，01年的時候。那之後人就長大了，沒有什麼集體記憶。之前的記憶實際上是很單薄的，沒有什麼共同的、凝聚的記憶，如果突然有一個大事件把他們召喚起來，凝聚在一起，他們需要這種東西。因為這代人覺得自己很孤獨。如果現在有這樣一個事情，他們會有一種投身大勢的感覺，然後他們會義無反顧地進去，覺得終於可以實現自己的價值了，有這樣一種空虛，現在是在一種等待的空虛中。
“文革”時體會到很多嘉年華的快樂
網易讀書：您剛剛講“以真理為依據”，問題是“真理”在現在是缺失的，包括您剛才談到了“文革”，經曆過“文革”，中國竟然沒地方紀念，沒有地方找，“文革”被有意地泯滅掉、銷毀掉了，對“文革”的思考都非常簡單，這樣的年輕一代長大後沒有可以反思文革的地方。
張悅然：對，我們這代人試圖想一些什麼，還是因為上一代人對它談不出什麼。
莫言：媒體也好、文學作品也好，隻是描寫了“文革”的一個側麵，多數還停留在對“文革”苦難進行控訴的層麵上。當然，後來在反思了，像巴金的《隨想錄》，開始反思自我，（巴金說）我在“文革”期間也傷害過別人。
我想，進一步反思，是不是還存在這樣的現象，本來你想去傷害別人，本來想把別人打成右派，結果鬼使神差的，你被別人打成了右派，很多挨整的人都是剛開始整過別人的。尤其到了“文革”期間，當時站在上風頭打別人的人，“文革”期間也被人打倒了，這些人開始反思了，包括周揚他們在80年代對自己的反思、對曆史的反思，如果沒有這種大轉折，他也認識不到這點。
“文革”十年的時間，如果一點歡樂都沒有，中國人怎麼可能活下去，天天像電視裏看到的那樣，以淚洗麵，愁眉苦臉。
張悅然：事實上你們那時候也有很多歡樂。當我閱讀上一代人以“文革”為背景的小說時，在那些壓抑的，沉痛的敘述中，總想找到一些輕快的，雀躍的東西。比如歡樂。在對於那個時代的敘述中，歡樂是更自我的東西，讓我可以感覺到，寫的是一個獨立的人，有悲有喜，而不是一類人，那些人。
莫言：尤其是一個10歲的孩子，讓他天天痛苦，那是不可能的。我上次在北大也講，在“文革”期間，作為一個兒童，我體會到了很多嘉年華的快樂。但後來我看到也有人批評，“有良心嗎？別人在受苦，你們開嘉年華。”我想起了前些年匈牙利的凱爾斯特講的“集中營裏也有歡樂”，因為對歡樂的定義不一樣，“文革”期間沒有娛樂，突然搞群眾大會，幾萬人，感覺是像演戲一樣。曆朝曆代，每次殺人，都是巨大的悲劇，殺的可能是起義的農民領袖。但觀看的人成千上萬。當年北京殺袁崇煥，當時萬人空巷地來看，而且殺掉袁崇煥之後大家一擁而上，把袁崇煥的肉都吃掉了。你能說他們是壞人嗎？這些人平時都是善良的，也都是有孩子有媽，有老婆的，但在特殊環境下，他也會變得可怕。
在“文革”期間批鬥走資派，戴紙帽子，有些走資派戴上紙帽子之後也不是像我們電視裏表達得那樣痛不欲生，有些人很幽默，自己戴了帽子還喊口號。我記得我們學校有一個體育老師，他的家庭出身是富農，有些人就是死不交代，最後交代就是“我什麼都沒有。”他剛好相反，每次開始他都罵自己“我馮某某是最壞的叛徒、內奸！”別人就說“你不是，劉少奇才是。”他說“我是最壞最壞的人，道德敗壞，思想肮髒，心地陰暗，幹了多少壞事兒，兩歲時就把鄰居的小雞扔到池塘，三歲時就把瞎子領到河裏，五歲時把小牛推到河裏。”完全是編小說嘛，大家聽了很高興，說“繼續！他認識問題深刻。”就變成鬧劇了，結果每次批鬥馮老師就變成我們學校特好玩的事兒，“快去快去，又批馮老師了。”完全就是在演獨角戲，一邊罵自己，一邊煽耳光。當然，是煽不成的，校長低著頭就說“沒有，這是教育局讓我幹的。”那就不好玩了，所以他就挨揍，大家就打他。馮老師一上去，大家都笑，都歡迎，很快就解放了，第一批就解放了馮老師。集合“可以教育好的老師”，就把他集合進來了。
張悅然：如果您處在那個位置，您會是馮老師還是校長？
莫言：我肯定是校長，第一個自殺的就是我，懸梁或是跳井。
張悅然：您還是臉麵很薄的人。
莫言：肯定是心事重重，我家裏人都說我膽子特別小，特別怕事，沒有承受能力，任何一件小事兒都能嚇得膽戰心驚。老師本來知道我隻偷了一個瓜，但把我叫到辦公室我會馬上給自己虛構很多罪惡，老師知道的說了，不知道的也全都說了。所以我總是說，如果我是地下黨，肯定不行，肯定不會加入，一加入進來，別說上老虎凳了，兩個耳光打過去就全招了，不但知道的說了，不知道的也編出來了，所以不能幹機密工作（笑）。
張悅然：您覺得這跟山東人的個性有關嗎？看您一直在寫山東，您覺得自己身上山東人的個性是什麼樣的？
莫言：山東人的個性實際上也千差萬別，整體來講，感覺山東人比較豪爽，比較仗義，但也不一樣，具體到一個村莊裏，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多數人還是跟別的地方的人一樣。山東有那麼多視死如歸的英雄好漢，也出了我這樣貪生怕死的，懦弱的人。
張悅然：正常的人。
莫言：這也是正常的人，怕事，這跟家庭教育有關係，也跟遺傳關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