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我覺得跟父親有關係。
莫言：小時候一塊兒去偷瓜就能明顯感覺到，每次我偷個瓜，心髒的跳動，自己都能看到，好像要把肋骨震斷，有些人就很如常，躺在西瓜地就開始吃。每次我跟大孩子幹偷瓜摸棗的壞事時，都把自己嚇得半死，這和遺傳、家庭影響都有關，我覺得更多還是遺傳起作用。
張悅然：是父親的個性嗎？
莫言：父親的個性。我父親的外表是一個非常剛硬的人，在村子裏麵是錚錚鐵骨，當了30年會計，一分錢都沒有貪汙過，幾乎是很少的，對子女極其嚴格，完全是儒家那一套，但他特別膽小怕事，另外他對共產黨是忠心耿耿，黨叫幹啥他幹啥，黨不叫幹的事兒他都幹，當然是好事兒。黨說大隊會計可以脫產（音），他從來不，都是夜裏工作，白天勞動。
張悅然：您覺得《蛙》裏“蝌蚪”的父親像您的父親嗎？我記得有一段，王人美死了以後，上麵說怎麼賠償，來找他，父親還是表現出一種對抗的東西。
莫言：我的《天堂蒜薹之歌》裏曾經描寫過一個人物，當時的鄉黨委書記無照駕駛，把四叔給撞死了，同時還有一頭懷孕的母牛。這是真實的，我的四叔，堂爺爺的兒子。但撞人的這個人是我父親很熟悉、尊敬的一個人，他托人來說情，同時帶了一捆帶魚放在我們家院子裏，我父親就說，算了算了，命該如此。自己家裏的人，反正人已經死了，如果非要訴諸法律，把一個公社黨委書記的前途斷送了，也沒有什麼好處。
張悅然：還是比較像“蝌蚪”的個性。
莫言：對，算了就算了。後來我的四嬸也同意處理方式，四嬸甚至說，我就想這個司機來了我看看，我認他做個幹兒子吧。這是什麼心理啊？仇人啊，無照駕駛造成交通事故，但那個人根本沒有出麵。通過這個事情讓我認識到，我父親他們真是太善良了，不管多大的痛苦還是苦難，反正已經發生了，寧叫一家寒，不叫兩家擔了。
張悅然：還是有認命的東西。
莫言：息事寧人，其他考慮也都有。
網易讀書：但這樣的人在我們的話語體係裏是不被讚揚的，我們崇拜的是不流芳百世就遺臭萬年，這種極端的東西。
莫言：我們80年代後的電影、小說，總是在塑造“要說”，像《秋菊打官司》的倔強，“一根筋”，認死理，非要弄出個是非來，非要有個結果。我們的文學作品裏把這種人作為讚賞的對象在描寫。
但在生活裏，像我們家族裏的人，絕對都不是這樣的。
過分商業化導致社會病態發展
張悅然：您說到缺這個，我們或許可以談一談乳房的意象，在《蛙》裏也是很明顯的……肯定有很多評論家也跟您探討過這個問題，我覺得您對於女性的歌頌、對於生命的歌頌往往是寄托在乳房上的，首先是母親，再進一步就是乳房。這跟您的現實有什麼關係？
莫言：跟童年記憶還是有關係，因為我是我母親最後一個孩子，我母親生過8個孩子，後來隻活了4個，我是最小的一個，小時候體弱多病，不管家庭生活多麼艱苦、貧困，最小的兒子，作為母親來講，還是多了一份溺愛的。像我，是1955年出生，接下來的生活就特別艱苦，我母親寧願自己忍受著身體的痛苦，也是在盡量延長哺乳期，讓我吃奶吃到了四五歲的光景，在城市裏肯定是沒有的。
張悅然：每個作家都有他的情結，他總是會寫到這個，並且寫到的時候，總會有一些沉湎的，細微而獨特的經驗，繞也繞不開。我想，這可以算是您的一個情結。
莫言：這是一個情結。再就是，村裏很多孩子比我還過分，我們鄰居有一個小孩，真的就像《豐乳肥臀》這部小說裏寫得一樣，到了第二節課課間操，他媽媽該跑到學校門口喚她的兒子，然後坐在操場邊給她兒子喂奶，當時都一年級了。當時我們就在旁邊“哎呀！太好玩了。”笑他，老師後來也批評，你太不像話了，這麼大這麼高了還吃奶，不怕被人笑話嗎？後來他對他媽媽說，你不要再來喂我吃奶了，老師也批評，同學也笑話，這是鄉下的一種文化。
要查最早的根源，跟這個是有關係的。
乳房這個意象是很複雜的，最原始的（功能）就是哺乳，這是繁衍生命最基本的保證，不帶任何性的因素。當然，到了《豐乳肥臀》這部小說後半部分，進入80年代之後，對乳房的描寫就是一種反諷，包括《獨角獸商店》裏極盡誇張和戲謔的描寫，開業那天掛了那麼多大標語，做了那麼多宣傳，這是一種反諷。本來乳房是哺乳功能，但到了80年代之後我們把它變成了一種審美，變成了一種曖昧的意向，甚至它最原始、最本質的功能都被排除在外了。
張悅然：也就是您對乳房的意象還停留在一種饑餓階段？
莫言：之前我想把它當做一個神聖的東西來描寫，但到80年代之後我覺得被這個商業化、欲望橫流的社會歪曲成一種性的象征了。《豐乳肥臀》這個小說的題目本身就包含著一種反諷的意味在裏麵，尤其到了後半部，有人說前麵就是現實主義的寫法，為什麼到後麵變得那麼誇張、魔幻？
張悅然：其實和《蛙》還是有點像，到了《蛙》的第四章中代孕的時候，也有這樣一種變化，有一種荒誕的感覺。
莫言：小說《蛙》的前三部分是非常老式的，是用比較現實主義的筆調來寫的，到了第四部分一下進入了當下，進入到當下時代，我覺得用那種筆法無法表現現實，當下這個時代就是充滿了黑色幽默、充滿了反諷現象的複雜、立體的社會。在過去那些年代裏，盡管社會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但人別的方麵還是比較正常的。現在這個社會，盡管自由了、開放了，但社會中存在著很多稀奇古怪、荒誕的現象，比那個時代多得多。
張悅然：所以有了“牛蛙公司”。
莫言：到了第四部分，即便是用寫實筆調裏寫，本身也具備著荒誕、反諷的意味。
張悅然：您怎麼看這種不正常？
莫言：這也是時代、社會發展必然的結果，首先是社會物質生活在不斷豐富、進步，用一句過去老祖宗講過的話“飽暖生淫欲，饑寒起盜心”，在物質越來越豐富的情況下，人們有兩個走向，一是追求精神生活的健康、高尚，再就是不斷縱容自己欲望的膨脹。
我想，向高尚這方麵走的人是比較少的，鳳毛麟角，但向欲望膨脹這方麵走的人，滿足人各種各樣病態、誇張的欲望，這些越來越誇張，而且這些欲望受到了商業的巨大支持，或者說我們的利潤、商業在牢牢盯著人的欲望、刺激人的欲望、滿足人的欲望，導致社會病態、不斷地往前滾動。
張悅然：這種病態一個有您剛才講的商業，還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莫言：首先是一種心理的東西，首先是社會存在著欲望膨脹的客觀要求，吃飽穿暖了，自然要往滿足人們肉體、心理等各方麵欲望的方向來發展。緊接著，商業跟上了，商業進一步刺激人的欲望的膨脹。過去沒有桑拿，我們就沒有桑拿的欲望，有了桑拿，桑拿裏又摻雜了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有一種共謀的關係。
張悅然：跟人沒有信仰、宗教有關？
莫言：任何宗教都是對人的欲望的控製、限製。在中世紀的時候，宗教把人欲全部滅掉了，包括過去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我想這時任何一種對人的欲望的滿足和縱容是帶著一種革命、解放的性質。那時描寫人的欲望，帶著一種解放的因素，和《紅高粱》裏的東西相合，《紅高粱》的東西在今天看來也不值得讚揚，但放在當時的背景下，經過了幾十年集體主義、個性被泯滅的曆史中，呼籲個性張揚、解放，就帶有一種進步的意義。
到了80年代後，在個人解放、欲望解放不是問題的情況下，反過來，如果宗教能對人的欲望給一點限製，就是一種正麵的事情。
張悅然：剛剛您講到“真理”這個詞，我覺得很吃驚，因為我們很久沒有提這個詞彙了，覺得這是那個年代的詞彙。
莫言：真理總還是存在的吧，我想，無論這個世界怎樣變化，總還有一個最基本的道德內核，不會變。中國社會經過幾千年演變，經過漫長的封建社會，發育不完整的資本主義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直到前段時間發育不完整的社會主義社會，以至於到今天的社會。公開的被社會大眾所認可的道德標準發生了很多變化，60年代的道德標準和現在的道德標準相比（就有很大變化）。但我想，骨子裏的東西還是有的，涉及到每個人的交友標準，評價朋友的標準，這個人比較仗義，這個人比較厚道，這個人比較善良……這些東西是幾千年都沒有變化的，誰也不想交一個刁鑽的壞朋友吧？（不會）交一個不厚道、老是害朋友的人，這種交友之道，從封建社會一直到現在，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變。
張悅然：宗教在過去扮演著需要被顛覆，人需要尋求解放、自由，現在我們又需要一點宗教的東西來約束人的個性。我覺得莫言老師對自己有很多做人的要求，他還是很有敬畏的，比如“不要虧待別人”，這些都有一個潛台詞，他還是相信懲罰，（做壞事）是會得到報應的。像《生死疲勞》裏也是有這種輪回的感覺，我覺得這對一個作家來說還是很重要的，心裏有一些敬畏，有一些界限。
從你自己出發，退而及你熟悉的同輩人，有沒有建立標準？
莫言：每個人都有一些標準，這件事情我不會做，但這個標準很模糊，而且可能不斷在改變。就像現在有很多東西在衝擊你的欲望一樣，你在一點點被改變、被影響，漸漸地你就會忘記原來你建立的標準，因為它不是普世的、牢固的，因為它就是你建立的微弱界限，它被改變時甚至聽不到任何聲音。
張悅然：我覺得還是因為沒有信仰。雖然您這代人比我們這代人更難建立起信仰，但在您自己身上我還是看到一種敬畏，虔誠的宗教感。
網易讀書：剛才莫言談到了商業化，對張悅然這一代人的影響更明顯，因為你們直接受到它的滋養、因為它帶來便利，當你們逐漸成熟，成為了社會上主要的群體，大家都很關心，這代人的精神構成究竟是什麼樣的，有些人也研究了很多，比如看日本漫畫長大的一代，吃麥當勞的一代……大家都在歸納。
張悅然：覺得這代人肯定更有商業的意識……至少對自己的約束不會那麼緊。看莫言老師前麵的采訪他也會講，他認為過度放縱自己的欲望是一種罪，他對於“過度放縱自己”的標準，肯定要比我們苛刻得多。我們這一代中很多人的生活，在莫言老師看來，大概已經算得上“驕奢淫逸”了。
網易讀書：莫言老師剛剛談到有些作家因為一些公共話題而觸動，然後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寫作，比如《蛙》。悅然覺得呢？
張悅然：我覺得有兩點，第一點，這一代人傾向於隻表達自己的個人看法，不去思考這些看法是否也是其他人的。也就是說，這一代人，對周圍的人和環境，沒有足夠的觀察和思考。我自己也有這樣的體會。我會花很多時間去明確自己對事物，對世界的看法。所以，我認為，我對自己的看法足夠清晰和明確。但很多時候，我對於周圍的人怎麼樣想，他們是否和我一樣，他們為什麼和我不一樣，我們應該怎樣想等等這樣一些問題，似乎並不是特別關心。
另外一點，也有一種不自信，還沒有到完全成熟的階段，還沒有一種自信，認為看法就應該代表更多人的看法，沒有把它普遍化的傾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
很多中國人不懂得如何做父親
網易讀書：您的女兒也是80後？
莫言：她是81年的，比悅然大。
網易讀書：也屬於計劃生育出來的一代。
莫言：是的。
網易讀書：就您對女兒的觀察，她們屬於計劃生育的一代，又在商業化背景下成長。
莫言：我女兒可能是受我們家庭環境的影響，比較傳統、比較保守。因為她十幾歲之前一直在鄉下，後來去縣城生活，跟著她媽媽，我那時候一直在北京。我想她更多受到的影響來自於爺爺、奶奶和家族的影響，所以比較保守。
張悅然：會比較溺愛她嗎？
莫言：也沒有。我在對孩子的態度方麵也深受父親的影響，我父親在外麵也是號稱非常慈祥的人，但回到家裏簡直就是非常嚴格，我們望之生畏。
張悅然：對陌生人永遠比對家人好。
莫言：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我懺悔的一方麵。譬如我一個人玩得很盡興時，有人跟我開玩笑“你爹來了。”我會嚇得一下站起來，就像國民黨官員提到蔣委員長一樣，然後幾分鍾之後才反應過來，原來沒來。
張悅然：你女兒會那樣嗎？
莫言：她可能不到那種程度吧，不到我怕我父親的程度。
張悅然：你們之前有什麼交流嗎？
莫言：交流得很少，我不願意跟女兒交流。
張悅然：是您不願意，還是她不願意跟您交流？
莫言：我想是我吧。
張悅然：為什麼？
莫言：我覺得沒什麼話好說嘛。
張悅然：有沒有什麼矛盾衝突？
莫言：矛盾衝突可能還是有吧，但估計她也不好意思跟我說。
張悅然：您為什麼覺得不需要交流呢？這個觀點絕對應該懺悔。
莫言：確實不對。
張悅然：我在很多場合中都跟您見到了，也有時間坐在一塊兒聊幾句，莫言老師總是用一種俯視晚輩的眼神看著我，“你最近怎麼樣呀？”我就彙報幾句，我現在怎麼怎麼樣。下一句“你爸爸媽媽常來北京嗎？”我就說“不常來。”迅速進入到這樣一種感覺中，感覺還是有代溝的。另外感覺莫言老師不是那種特別容易敞開心扉，容易親近的人，可能跟女兒的界限也很明顯。
莫言：差不多，就是這樣，應該懺悔，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張悅然：從我的角度，我覺得我父親有些地方和您很像，到了現在，我總是會用很那什麼的語言教育我父親，覺得他做得不對，他給我留下了很多情結和陰影，他的不對話、不願意對話……
莫言：你父親也不願意跟你對話？
張悅然：不對話。
莫言：那我們共同懺悔吧。
張悅然：我覺得有很多陰影，隻不過您女兒可能還不像我這樣有一種睚眥必報的態度。對我來說，父親是很不能親近的，讓我有一種覺得我怎麼做他都不滿意、不加讚賞、不親近的感覺。
莫言：你這種感覺挺對的。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父親，不光我們兩個人，10月份我在奧地利碰到了一個北京的女孩，她陪著我去薩爾夫堡（音），我說，你一個人跑這裏來？她說，我跟我父親有矛盾。她父親是民族大學的教授，她父親永遠拿著放大鏡挑她的毛病。我說你父親在外麵，他的學生怎麼評價他？她說，學生都說他好極了。就是對我，從來不肯肯定我一點優點，老覺得我不如別人。我說，這樣的父親很多，我也是這樣的父親，所以你對你的父親還是要原諒，你把父親的電話給我，什麼時候我跟你父親交流一下，共同懺悔一下，反思一下吧，“懺悔”重了，我們反思一下吧。
張悅然：但這個懺悔必須通過您的女兒實現，不能通過和別人一起實現。
莫言：讓我發現這是一個共同現象，讓我感到了幾分安慰（笑），並不是隻有我一個這樣不好的父親，原來有很多，今天張悅然一講，我感到又是這樣的。
張悅然：您不要安慰，我對父親的批判是很可怕的。您意識到這一點為什麼不改變呢？
莫言：是在努力改變，已經做了很大的調整，經常會提醒自己，這樣做是不對的，但往往一進入到那個環境中又忘了，還是過去那種東西慣性太大。
張悅然：我覺得還是因為臉麵的問題。
莫言：你的話說得很尖銳，就是麵子，很難突然改變自己，突然改變覺得不自然，心裏已經認識到不對了，但要讓他當麵去向女兒道歉，總覺得不對，我的意思你理解就行了（笑）。
張悅然：後來通過寫的東西，我跟爸爸很尖銳地表達，其實這個問題確實很多家庭都有，父親跟我們的關係還是很遠的，從很小的時候，我們之間就不會有擁抱，更不會有親吻。
莫言：我做不到的，很多人見了自己的女兒都擁抱，扳著脖子摟著腰啊，現在很多家庭都是這樣，但我做不到這一點。跟女兒就是要從小培養起這種感覺，大了以後，還扳著脖子摟著腰，覺得很不對的。骨子裏還是有一種封建、傳統的觀念。
後來我反思了一下我們兄妹四個和父親的關係，也是這樣。我父親晚年時也經常跟我母親說，年輕的時候因為社會上的壓力，在外麵受別人白眼、欺負，回家就沒好氣，把氣撒到自己孩子身上，這是不對的。我母親也對我們轉達了，但父親在表麵上從來也沒有對我們說什麼，沒有說“當年我打你們是不對的。”我們也沒有要求父親再向我們道歉，父親都80多歲了，再向我們道歉，我們擔當不起，已經理解父親了。本來我們是受到了父親的壓迫的……
張悅然：所以再壓迫別人。
莫言：但就像當年小媳婦而熬成婆婆一樣，我們變成了另外一種婆婆（笑）。所以我建議悅然寫一篇父女關係的小說。
張悅然：前段時間我寫了一個關於父親的散文，講11歲的時候，我和爸爸怎麼渡過漫長的暑假。那時他在大學教書，暑假時他不上班，我也不上學，每一天，我們兩個人都待在家裏，但是很少說話。那對於我而言，是極其尷尬的處境，然而他或許從未發覺。有時候，我們會一起吃大桶的冰淇淋，麵對麵坐著，我就特別期待他忽然說起話來，與我進行一場交談，當我是成年人那樣。可是這從未發生。他總是流露出一種不屑於跟我交流的態度，這也可能是我的錯誤解讀，可是在經過許多個漫長的暑假後，我的這個看法已經根深蒂固。後來我讀外國小說，總是會看到小說中的父親小時候給孩子講的幾句話，對孩子一生都產生深遠的影響，於是我就努力回憶我的父親對我說過什麼箴言般的話，然而最終一句也沒有找到。
莫言：我也經常回憶，唯一一次是在我七八歲時，有一次我父親給我理發，當時理發是用剃頭刀，滿頭打上了肥皂泡，給我剃頭，當時我父親拍了我一下“這個小牛犢子。”
張悅然：你覺得很溫馨？
莫言：哎呀！太溫馨了，溫馨了一輩子。“這個小牛犢子。”這麼一句話，簡直就像漫天烏雲裏的一線陽光，一輩子都忘記不了。所以父女關係肯定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張悅然：對，在中國的這種環境裏，確實是。
莫言：尤其是我們這種所謂的有一點文化的知識分子，你父親也是大學教授，按說不應該這樣，應該是什麼道理都明白，但為什麼在處理和自己女兒的關係時老處理不好？年輕的時候我們根本意識不到，覺得就應該這樣，小孩兒嘛，幹嘛要摟摟抱抱，黏黏糊糊，現在我們看到一些年輕的父親和小女兒親密的關係，也覺得很好。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我們就是一種半新半舊的人，我發現我和悅然的爸爸，50年代出生的這批人就是半新半舊的人，很多新教育都接受到了，但我們骨子裏的東西還是很封建的。
我們的腦後……就像馬克思當年評價歌德一樣，拖了一條封建的辮子。
張悅然：必須從您和您的女兒做起。今年回去您就直接跟您的女兒談一談吧，這是必要的。
莫言：我恐怕還是要更多采取我父親的這種方式吧。我們這一代有自己需要反思，說得大一點，有需要懺悔的東西。下一代呢，也應該設身處地地替父輩想一想，父親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父親，一調查、研究竟然發現這樣的父親並不是單一現象，而是普遍現象。
張悅然：您看，您現在的講話裏還是有一種害怕被孤立的感覺，您又到了一個父親的群體裏，因為不是您一個人的過錯。
莫言：但我們也可以想想，為什麼有的父親並不是這樣？這說明我們個人有問題，也有社會文化的背景。這樣的社會有產生這種父親的土壤，否則我們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這種土壤也不是這一代獨具的，上一代也這樣。你看，季羨林老先生和他兒子的關係，看了以後我也很有同感。季羨林先生德高望重，大家講起他來都望之如泰山北鬥的人物，但他的家庭關係處理得一點也不好。我對他深深理解，明白問題在什麼地方，但沒有辦法，我們還是要盡量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盡管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群體來減輕自己的這種負罪感，但真要解決問題，還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吧。建議將來這些父親們在一塊兒開個會……當年魯迅先生講“我們要學會做父親”。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好。
張悅然：我覺得這些父親在一塊兒可以找到更多安慰“你也是這樣？我也是這樣的。”
莫言：我們自己寫自己可能寫不好，所以我建議你寫一個父女關係的小說。
張悅然：但作為我們這代人挑你們這代人的錯，總是有點於心不忍，如果你們能放開自我就更好了。
莫言：你們放開寫吧，這是一個很好的主題。美國就有一個很好的小說，寫母女關係，但我想，寫母女關係再怎麼寫也很難超過張愛玲寫的。但寫父女關係的人寫得比較少，第一，有一個性別的差異，兩個女兒之間的勾心鬥角當然有很多獨特性，但父親和女兒的關係裏，也有很多複雜的東西。
張悅然：我的確是會寫。事實上，這也已經是我的一個情結了。我剛才在想，您是不是也像我的父母那樣教育過女兒，棒打出頭鳥，不要太炫耀自己，即便做得很好，你也不要強調這些，因為會被別人看不慣。您對女兒有過這樣的教育嗎？
莫言：這樣的教育很多。當年在深圳一個演講裏講過，我們每個人都有虛偽的一麵，我們作為一個文學讀者，一個文學作者，和我們作為家長，作為一個人在社會裏生活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我們讀《紅樓夢》覺得賈寶玉好，離經叛道，不受當時的道德和流行觀念的約束，我們認為林黛玉好，重感情。
張悅然：誰也不會去做他們。
莫言：假如你的兒子在當下的高考製度下變成了賈寶玉、林黛玉，父親就會很痛苦，大學都不上了。假如你的兒子給你找回來一個林黛玉，得了不治之症，肺結核；如果你給他找，那肯定是寶釵了。生活中找兒媳婦兒肯定是找寶釵，但我們讀《紅樓夢》都是反對寶釵，所以人是很虛偽的。我們作為一個讀者、作者和我們作為社會生活中的家長、人的時候，很多標準、觀點是不一樣的。
計劃生育造成了80後一代的孤獨
網易讀書：回到《蛙》的討論中吧。我有幾個問題是關於第四部分的：
第一個問題，在您過去的小說中，隻有《天堂蒜薹之歌》是根據新聞故事改編成小說的，您在過去的演講中也提到過，直接把新聞的素材放到小說中，容易破壞小說的傳奇色彩，故事的遙遠和獨立性。這樣的危險同樣也存在於《蛙》中。看《蛙》的第四部分的時候，我還是有點驚訝，您寫到了三聚氰氨和大頭嬰兒事件，坦白說，當時我的內心稍微有一點抵觸，因為這些事件距離我們還是太近了，有一種過於熟悉的感覺，我懷疑它們是否應當出現在小說中。您是怎麼考慮的？正如您說的，第四部本身是一個紛亂的現實，是因為出於這些考慮，覺得應該將現實直接呈現出來嗎？
莫言：剛才我談到，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很多事件，尤其是敏感事件，應該能夠觸發作家創作的靈感，但具體把事件變成作品時，恐怕就得要調動作家個人的生活記憶、個人經驗才可以使小說變成一部作品，而不是新聞報道、事件展示。
像剛才講的《天堂蒜薹之歌》，它是生活中確實發生的事件，在山東發生的蒜苔事件。我把它變成小說時首先是把環境放到了小說中的村莊，把我的親人，包括“四叔”，把很多痛苦的記憶融到小說裏，使你寫這個事件時是從個人出發的，帶著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
包括《蛙》這部小說，寫計劃生育，最近幾年關於生育問題的討論越來越熱烈，毫無疑問引起了我的關注，也讓我躍躍欲試，想把這個題材寫成作品。但在開始寫的時候，首先還是要從自己出發，小說裏的“蝌蚪”應該有很多我個人生活的印記，因為出生經曆都很相似，一開始在部隊裏，後來是計劃生育的執行者。我真正的“姑姑”也是一個婦科醫生。社會上發生的任何一個敏感問題、現實問題，作家都應該關注，但在把它變成作品時，必須把個人的情感注入進去，如果沒有個人刻骨銘心的感受注入，作品肯定不是好的藝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