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階段：中越宗藩地位的恢複
1790年，阮惠抵達北京並參加了乾隆皇帝的八十壽典，中越之間重新恢複了明確的宗藩關係，並一直延續到1885年《越法新約》的簽訂。
中越宗藩關係的長期穩定並不僅僅是“德治”的結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宗藩關係是在雙方對各自收益和成本進行現實主義評估的基礎上所達成的最佳方案。無論中國在學理上賦予了自身多麼崇高的地位，所謂“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來”，但在處理中越關係時清廷仍然采取了務實主義態度，並不認為越南會因為自己的弱小而自然而然地屈從於中國並使自己處於從屬國的地位。相反，中國對越南采取的是積極政策：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清朝政府希望避免在邊境地區出現糾紛，因此必須對越南國內事務實施一定程度的幹預（如派遣遠征軍幫助黎氏恢複王朝地位），但想要直接統治越南則會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因而實現最大收益，付出最低成本的手段便是確立並保持宗藩關係的穩定。
反觀越南，麵對綜合實力遠遠占優的中華帝國，承認自身的藩屬國地位，同樣符合其利益，或者說，通過犧牲部分主權，換來的是越南政權穩固性和合法性的提升。越南的藩屬國地位基本不會影響到其處理內外事務的獨立自主和其采取在東南亞地區進一步擴大本國勢力的政策——即使這種政策與中國利益相衝突。史料表明，阮惠曾經授予某些中國海盜越南官銜，然後指使他們襲擾華南沿海地區；其次，阮惠政府為了增強越南的獨立性，拋棄了之前一直使用的漢語體係，而采用喃字這種具有鮮明本地特色的語言作為官方書寫語[7]；再次，由於暹羅在之前所表現出的領土野心，阮惠有攻占暹羅的意圖——盡管暹羅也是中國在東南亞的藩屬國之一。
三、結束語
通過對1788-1790年中越關係的分析，我們對宗藩體係下的現實主義外交有了一定的認識：在“王道治藩”的大背景下，傳統中國雖然在意識形態和理論上賦予了自身優越的地位，但在實際操作中，清政府的對外關係仍然秉承“見機而作，相時而動”的務實主義原則，始終對外交目標、政策收益和幹涉成本等現實情況有著較為明晰的認知。傳統中國的宗藩關係並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霸權體係，正如王賡武所言：“中國人從未做過任何努力，以闡明藩屬國地位的確切含義，他們也許是有意識地讓這個問題處於模糊狀態，並讓這種地位保持靈活性。”[6]52這種靈活性和“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的務實政策正是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寫照，即使對周邊國家有著巨大的綜合國力優勢，中國在曆史上也極少尋求對他國的直接控製，而是滿足於建立宗藩體係以維係地區和平。不同於霸權體係，這種宗藩關係實際上是宗藩雙方的一種雙贏選擇。
當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國力的增強，“中國威脅論”在國際社會喧囂日上，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也處於一個特殊的轉型時期。如何構築新型周邊國家關係，協調並解決中國與周邊國家在認知、安全與主權利益方麵的差異是當下學界一個熱議的話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務實、共贏”這一保持宗藩體係長期穩定的現實主義外交精髓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中國需要確立自己的立場和觀念認知，也需要在實際政策中消除周邊國家的群體性恐慌。歸根結底，和平穩定的共贏格局所建立的基礎始終是各方對自身實力和本國利益的慎重判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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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irbank，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Houghton Mifflin Press，196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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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費正清.中國的世界秩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7]龐希雲.東南亞文學簡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