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社會大危機、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空前活躍，也空前混亂的時代。每一個人關心時事，喜歡思考的人，都充滿了焦慮，困惑和迷茫。如何認識當下中國社會，怎樣把握中國的未來發展，即“中國向何處去”，更重要的是，“我們怎麼辦”都成了回避不了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限於空談，也不能一味發牢騷，在這個時候，就特別需要對曆史與現實具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論資源。魯迅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要求下，顯示出它的特殊意義和價值。這些年我一直帶著這些現實問題，去重讀魯迅著作，突然發現魯迅的許多精彩論述，讓我眼前一亮，茅塞頓開，引發了許多思考。下麵就具體地談談我的學習心得，和諸位分享。大概有七個問題。
一、什麼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魯迅在《隨感錄·五十四》（收入《魯迅全集》第一卷《熱風》）裏，有這樣一個概括：“中國社會的狀況，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鬆油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我由此想到了當下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將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幾十世紀縮在一時”了。具體地說，中國的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處於“前現代社會”；西部地區的部分地方，中部地區、東部地區的大部分都進入了“現代社會”；而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就已經是“後現代社會”了。這是就整體而言，在每一個地區內部，又都存在著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差異。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地區差異巨大、發展不平衡，各種社會形態“摩肩挨背的存在”的大國，這就構成了我們的基本國情。
我由此而聯想到三個問題。
如何認識中國社會？我經常對關心中國的外國朋友說：僅僅從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的發展來認識中國，是片麵的，它會遮蔽許多中國的真實問題；你們必須深入到中國的社會底層，窮鄉僻壤。那裏才有更真實的中國。我也對中國的大學生們說，你們必須到農村去，到還在點鬆油片，推獨輪車的地方去，當你親身體會到，中國的農民、老百姓，他們是“多麼的苦，又多麼的好”時，你就真正懂得中國了，而且也會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怎樣確定中國的發展道路？必須以社會發展不平衡這樣一個基本國情作為前提，針對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不同問題，尋求不同的發展道路、方法和速度，切忌“一刀切”和“一窩蜂”，而這恰恰是當下中國發展的最大問題。這不僅是中國各級政府的問題，也關係到民間誌願者支農運動的發展方向，我經常對他們說，不要以為你們去支農就一定給農民帶來好處，如果脫離當地農村發展的實際，亂來一氣，說不定會幫倒忙。
也許是更重要的，我們在思考中國問題時，也必須以其發展不平衡性為前提，采取更為複雜的態度。我多次講到自己的一次尷尬遭遇：我在北京書房裏，站在後現代的立場，對貴州發展中少數民族語言的喪失問題，憂心如焚，於是特地跑到貴州各地，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發出“拯救民族語言”的呼籲。結果收到一張紙條，上麵寫著：“我現在最關心的，是畢業以後的就業問題。懂得民族語言，並不能幫助我找到工作；首先我要懂漢語，而且最好能精通英語。因此，我想請教錢教授：要如何才能學好英語？”我的尷尬並不在我的呼籲不正確，而是我把問題簡單化了，沒有充分考慮少數民族在尋求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的複雜性；更成問題的是，我的那種想當然的居高臨下的“拯救”姿態，而不是和少數民族兄弟一起共同麵對真實存在的問題。我由此得到的更大啟示是，我們在處理中國的思想問題，倡導各種思潮時，也必須考慮到這種不平衡性，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是會遇到不同問題的。我自己就發現，我的具有強烈啟蒙主義色彩的演講，在不同地區的聽眾中，是會有不同反響的。前些年，我到西北地區講“五四”的科學與民主傳統，受到了空前的歡迎，現場氣氛之熱烈，讓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類似場景。但我在北京講科學、民主，聽眾的反應就要冷靜得多，他們常常會從後現代的問題出發，對科學主義、民主萬能，以至啟蒙主義本身提出質疑。在我看來，西北和北京地區的學生的不同反應，都真實地反映了他們所麵對的不同問題和思想欲求，這就要求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在思考、言說、處理啟蒙主義，及與之相關的科學、民主之類的命題時，必須采取更為複雜的態度。我後來選擇了“既堅持又質疑啟蒙主義”的立場，就和這樣的中國國情有關。
二、中國問題的症結在哪裏？
魯迅於二十世紀初的一九〇七年，也即一百零五年前，在《文化偏至論》裏，對現代中國所麵臨的問題，做出了這樣的判斷：“往者為本體發展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役，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嗚呼，眷念方來，亦已焉哉！”（收入《魯迅全集》第一卷《墳》）
魯迅作出這樣的判斷，是自有針對性的。他所說的“本體發展之偏枯”，是針對“自尊”而“抱守殘缺”的保守派、頑固派，提醒人們必須正視中國本體的專製主義、中華中心主義傳統的弊端，強調中國必須變革；“以交通傳來之新役”，是針對“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的維新派，提醒人們必須注意“歐洲十九世紀之文明”即西方工業文明，包括其科學、民主、平等的觀念可能及已經導致的弊端。在他看來，本體的東方專製主義和交通傳來的西方文明病“二患交伐”，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危險，甚至可能導致“中國之沉淪”。
我對此曾有過一個分析：這反映了魯迅和他們那一代人在尋找、開創中國的發展道路時，所遇到的兩難選擇：作為一個變革者，當然要反對、批判國內的東方專製主義，為此就必須引入和學習西方工業文明；但此時在西方社會，工業文明已經出現了問題，形成了西方文明病。既要反對東方專製主義，又對西方文明病心存疑慮，這就成了兩難，於是出現了四種選擇。一是所謂“全盤西化”派，即不否認西方文明病的存在，但認為西方文明病和東方專製主義有“小壞”和“大壞”之別，當務之急是用西方文明來取代東方專製，以後再來解決西方文明病的問題。二是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派，反過來認為還是中國文明最好，甚至希望用中國文明來解決西方文明病的問題。三是“馬克思主義”派。他們試圖用馬克思主義來同時解決東方專製主義和西方文明病的問題。這在理論上自然是一個最理想的合理的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這是後來許多知識分子都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因。四是魯迅的立場，即堅持對“二患”的警惕，既用西方工業文明的基本理念（科學、民主、平等等）來批判東方專製主義，同時又對這些基本理念及其實踐保持警惕，並提出“立人”思想，即以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價值理想和現代化目標，對東方專製主義、西方文明病同時采取批判態度。魯迅的這一思想和態度，顯然具有超前性，對今天也還有啟發意義；但隻限於思想、文化領域，並沒有涉及具體的社會實踐及製度的建設，他的理想也多少帶有烏托邦的性質。
問題是，中國後來的曆史發展，是陷入了空想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為了強行實現，也就必然借助於東方專製主義。在改革開放後，又在堅持基本體製的前提下，引入西方市場經濟，其結果是導致了西方文明病（消費主義、實利主義、實用主義等等）的泛濫。如果說，魯迅說的“二患交伐”尚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危險，那麼，到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就成了活生生的現實。這就是今天中國問題的症結所在。
在我看來，如何對待這樣的“二患交伐”的中國問題，是每一個關心中國發展的人，都無法回避的。記得在九十年代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論爭中，他們各執一端：自由主義堅持批判專製主義，但對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向和西方文明病則盡量回避，或將其作為“未來的禍害”而擱置起來；新左派則以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作為主要危險，對社會主義本身的問題卻態度曖昧。在觀察今天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動向時，我們再一次遇到了曆史上曾經有過的“全盤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義”派，而當年的新左派對社會主義的態度，也由曖昧轉向極力理想化，提出了所謂“中國模式、中國經驗”論，在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上和文化保守主義合流了。
客觀地說，所有這些不同思想派別的分歧和論爭，都是魯迅那一代先驅者麵臨的兩難選擇的延續，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切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在尋找國家現代發展道路時所麵臨的困惑。坦白地說，我自己至今也還沒有擺脫這樣的焦慮：盡管在理論上我完全認同魯迅式的雙重質疑的態度，但在找到具體的實踐之路前，這依然隻是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與實驗的問題，但其前提卻是要敢於像魯迅那樣，正視這“二患交伐”的現實：我們需要麵對與解決的是兩個問題，既有東方專製主義的問題，也有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西方文明病的問題。片麵強調任何一方麵，而忽視另一方麵，都會形成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遮蔽。
三、如何看待中國的改革？
如今在中國，處處談“改革”，人人談“改革”。如何看待這形形色色的“改革”，反而成了問題。
魯迅對“改革（革新）”有一個精辟的論斷：“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小雜感》，收入《魯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提醒：要不要“革新（改革）”，要怎樣的“革新（改革）”，是和人在社會經濟結構裏處於什麼地位、是否“闊氣”直接相關的。也就是說，革新（改革）的背後是一個政治經濟“利益”問題。我們考察當下中國形形色色的“改革”時，必須追問：鼓吹這樣的改革的動力是誰？其利益訴求是什麼？其利益關係是什麼？誰從中獲利，誰是利益受損者？
於是，就像魯迅所揭示的，有三種改革。
一是“曾經”的既得利益者（個人和群體）鼓吹、推行的改革。他們也不滿意現狀，甚至有很尖銳的批判，批判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問題是，他們的改革目的、目標是什麼？魯迅一語道破，就是三個字——“要複古”，不過是要恢複和維護失去的既得利益而已。這樣走回頭路的選擇，注定是沒有出路的，而且會從根本上損害民眾的利益，但因為其打著“反對腐敗，追求社會公平”的旗號，其蠱惑人心的作用不可低估。
更應該注意的，是“正在闊氣”的權勢者的選擇。如魯迅所分析，他們的利益在“保持現狀”，因此，從根本上說，他們是缺乏改革動力的。這正是這些年改革不作為，而把維穩作為第一要務的原因所在。但當改革已是大勢所趨，甚至成為時髦的時候，他們也會大談改革，甚至也要大肆進行改革。他們所要推行的改革，其目的是要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這就是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便上層從維護執政地位這一長遠的根本利益出發，需要改革，但也會遭到中下層掌握實際權力的既得利益者的變相抵抗，其主要“對策”就是打著“改革”的旗號，從中獲取更大利益。就以我曾經參與的教育改革而言，就有一個很深的感受：越改革，教育的狀況越糟糕。原因在哪裏？就是因為二〇〇〇年左右，在提出教育改革的同時，又提出“教育產業化”，並以此作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這樣，從一開始就改變了教育的性質：由國家公益事業變成了營利工具。十年改革的結果，在教育領域迅速形成了一個利益群體，以教育行政部門為主體，包括各種“吃應試教育飯”的老師，輔助教材的編輯、出版、行銷者，五花八門的輔導班的主辦者、參與者等，形成了一個利益鏈條。由這樣的應試中的獲利者來推行“教育改革”，就必然是一邊高喊“素質教育”，一邊變本加厲地推行應試教育，不僅導致了教育腐敗，而且進一步擴大了教育的不公平。因此，當下中國的教育所麵臨的已經不是一個教育理念、方法問題，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問題；由魯迅說的“正在闊氣”的教育既得利益者推動的所謂“教育改革”的變質，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這樣以擴大既得利益為實際目的和效果的改革，不僅僅存在於教育領域，而是遍布於其他領域和部門。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不斬斷既得利益鏈條，就必然變質的地步。對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