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中國改革的真正動力在哪裏？魯迅說，“未曾闊氣的人要革新”，這是確實如此的。事實上，中國的“未曾闊氣”的人，即利益受損的弱勢群體已經通過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訴求。這就是我經常提到的三大民間運動：以工人、農民、市民為主體的維權運動，要求維護他們的基本經濟、政治權利；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網絡民主運動，要求對國家政治、社會生活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以新一代理想主義者組成的非政府、非營利的民間組織（又稱誌願者、義工等），要求言論等相應的自由。應該說，參與這些民間運動的社會階層，構成了中國改革的基本動力。他們所提出的利益訴求應該是中國改革的重要內容。而他們中的積極分子，應成為中國改革的依靠對象。但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們卻被視為“不穩定因素”，甚至被不遺餘力地加以控製和防範。在我看來，這正是中國改革的危機所在：有理想和社會責任感的真正的改革動力被打壓，就隻有依靠那些我所說的會表演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甘當打手的“粗俗的利己主義者”即“勇敢分子”了。這樣的改革，隻能帶來新的後果。
四、如何看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這些年，中國民間社會和知識界一直湧動著一股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思潮，而且我預計這樣的思潮還會繼續發展，成為主導性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釣魚島事件發生後的民間遊行，更尖銳地提出了“如何看待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問題，引發了公開的或私下的種種議論和爭辯。
這樣的爭論其實是貫穿於近現代中國曆史過程中的。魯迅因此發表過許多精辟的意見。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大概有五個方麵。
（一）魯迅首先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給予了正麵的評價。這裏有一個故事：魯迅在去世前特地請三弟周建人向周作人轉告他的一個意見。當時北京一些大學教授發起了《救國宣言》簽名運動，而周作人沒有連署。對此魯迅是理解的：他當然知道群體的簽名，總是有某種表演的成分；而且魯迅也多次說過，保衛國家主要是政府的責任，不能一味依靠所謂“民氣”來抵禦外國侵略。但魯迅依然提醒周作人：在這樣的有關民族大義的問題上，知識分子還是應該有自己的鮮明態度。這正是魯迅和周作人的區別所在：周作人更重視“個體的人”和“人類”的人，而相對忽略“社會的人”和“民族的人”的責任。他最後就是以“救出你自己”為理由，和日本軍方合作，墮落為民族千古罪人的。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在存在著民族國家的現代社會，每一個國民，包括知識分子，不管有著怎樣的理想、信念，都應該有自己的基本民族立場，都應該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尤其是當民族國家遭遇外國威脅和侵犯，更應該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家利益，這是絲毫含糊不得的。
從這樣的基本觀念出發，在釣魚島事件上，我認為各個派別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支持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支持民眾的愛國行動，在這一點上不應該有什麼猶豫。同時，我們也要強調人民在維護國家主權上的權利。這就是說，人民必須在所有的有關國家領土主權問題上（不隻是在釣魚島問題上）都擁有充分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而不能隻充當外交談判上的一張“民意牌”。這樣建立在人民權利、國民（公民）主體性基礎上的愛國主義，才是“現代愛國主義”，而有別於傳統的愛國主義。這裏的“愛國”與“權利”是相依相存，缺一不可的。
（二）魯迅同時還提醒人們要警惕“愛國的自大家”和“獸性愛國主義”。
關於“愛國的自大家”，魯迅在一九一八年所寫的《隨感錄·三十八》（收入《熱風》，《魯迅全集》第一卷）裏將他們的高論，概括為五種：
甲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雲雲”，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雲：“外國也有叫花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雲：“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混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中牛二的態度。
我每回讀到魯迅這裏的描述，總要聯想起當下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論，不禁啞然失笑。這真是九十年不變：在中國，總是要有人打著愛國的旗號，夜郎自大，自欺欺人，拒絕正視自己的真實困境，拒絕向外國學習，拒絕變革，以維護落後為榮，“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魯迅將這些“以自己的醜惡驕人”的“愛國者”稱之為“愛亡國者”（《隨感錄》，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這是自有一種深刻性的：不管以什麼理由（哪怕是“愛國”）拒絕變革，都是一條亡國之路。
魯迅還提到，“有些外國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賞鑒”，竭力“讚賞中國的固有文明”，而“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因此“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這樣一廂情願的“同化”夢，同樣也是自欺欺人。魯迅說，那些一味讚揚中國的外國人，其實是不可靠的；倒是“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忽然想到·六》，收入《華蓋集》，《魯迅全集》第三卷）——這真是發人深省之言！
還有“獸性的愛國主義”。這是魯迅的一個預警：當中國處於被侵略的狀態，力求反抗、自衛是有合理性的；但一旦自己強盛起來，轉而“忘本來而崇侵略者”，“思廓其國威於天下者，獸性之愛國也”，這樣的“獸性愛國主義”是萬萬不可取的。（《破惡聲論》，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人揚言要確立中國“重新站到領導這個世界的大位置上”的“大目標”（見《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時，魯迅這樣的告誡，是不能聽而不聞的。
（三）一九三四年，正當中國麵臨日本侵略威脅之際，魯迅提出了一個“向仇敵學習”的命題：“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裏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的日本來，他的會摹仿，少創造，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隻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摹仿’決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摹仿的。”魯迅在全國反日高潮中提出向日本學習，正顯示了他非凡的膽識，他也因此被冠以“漢奸”的惡名。魯迅坦然回應：“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從孩子的照相說起》，收入《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這同樣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對動不動斥人為“漢奸”的“滿口愛國”的人，必須保持警惕，他們中有些人實際是暗中為權勢者出力的“奴才”，說不定是“奉命愛國”。
這裏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國人到底應該怎樣和外國人相處，比如和日本相處？魯迅曾這樣表達他的憂慮：“中國人對於異族，曆來隻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隨感錄·四十七》，收入《熱風》，《魯迅全集》第一卷）這確實點到了要害：在中外關係上，在國勢強盛時，就陷入民族自大，視外國人為“禽獸”；在處於劣勢地位時，就沉淪於民族自卑，奉外國人為“聖上”，我們總在這兩個極端間搖擺。而自大與自卑又是相互滲透的：表麵的自大或自卑，骨子裏都暗含著自卑或自大。根本的問題，一是不清醒，不能正確地估計自己和對方；二是如魯迅所說，在國際關係上，沒有“朋友”間平等相處的觀念，這背後自有一個“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弱肉強食”的邏輯。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國與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的時候，這是特別應該警惕和防止的。
（四）可以看出，愛國主義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常常會引導人們處於非理性的情緒化狀態，這其實是蘊含著一種危險性的。這也正是魯迅的一個深遠的隱憂。他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的愛國主義熱潮中，就發出這樣的警告：“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什麼呢”？魯迅又說，對於國人，“要借以泄憤的時候，隻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施刃，先前則有異端，奸人，奸黨，叛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我每次讀到這裏，都會有一種驚心動魄之感：今天的中國老百姓，以至各階層的人的“怨憤”可以說已經蘊蓄到了臨界點上，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所謂愛國主義的激情其實就是這樣的怨憤的表現。問題正在魯迅這裏所說的，“憤火”引向哪裏？最大的可能，就是魯迅說的，不是“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而且嫁禍於人的罪名，大概就是魯迅這裏所說的“漢奸，洋奴”之類。因此，魯迅由此發出的呼籲，在今天是更為切實與迫切的：“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側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閎，但我以為卻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雜憶》，收入《墳》，《魯迅全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