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後很少參加會議，能推辭就盡量推辭，原因不說也罷。今天來，一是為了表示祝賀：金雁去年出了本《倒轉“紅輪”》，今年一開年，秦暉又出了這本《共同的底線》，這都是這幾年難得的好書。我也因此想表示一點敬意：認真麵對當下中國真問題，並有認真的學理的思考和討論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多了。
這回讀秦暉的書，最引起共鳴的就是他所呼籲的“共同底線”：“爭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和社會保障。”背後的理念就是爭取“自由”與“平等”，或者說要“以權利製約權力”。道理很簡單：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權力極大、責任極小的體製下。這是中國的真問題。秦暉說這是“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共同底線”，他們不能認同的是“警察民粹派”與“警察寡頭派”，反對民粹主義和專製主義。這是我所讚同的。這大概就是“中左和中右聯合起來，警惕極左與極右”。我以為，這是中國知識界經曆了許多爭論以後，可以達成的一個共識。
我要補充的是，不僅中左和中右之間，有著共同的底線，而且中左、中右、極左、極右之間，也未嚐沒有“最大公約數”的共同要求：爭取自由表達和平等討論的權利。無論讚成不讚成，正確、不正確的觀點，都應該有表達和討論的自由。
在今天的中國，強調“表達自由”是有著特殊的意義的。大家都感到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越來越逼近了，都在思考與討論“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各種各樣的意見，是正常的；而且中國的問題實在太複雜，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意見就是絕對正確的。這就需要堅持自己思考、說話的權利，也尊重別人思考、說話的權利。“我不讚成你的意見，但我要用生命來保衛你說話的權利”，這一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在今天的中國，顯得尤其重要。
秦暉說，民粹主義最可怕的邏輯是：“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加以消滅。”在我看來，有些自稱“自由主義”的人也有這樣的傾向。這是當下最應該警惕的。對言論自由的威脅，不僅來自上麵，也來自這樣的絕對二元對立，你死我活的敵對思維。
在我看來，要破除“唯我掌握真理”論，就必須有一種自我質疑的精神，還要正確對待對立者的意見。我經常提醒自己兩點：其一，許多我不認同的思想派別，其觀念中未必沒有合理的因素，隻是把它絕對化，就變成荒謬了。比如左派，特別是民間左派，我雖然不同意他們的總體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但我又認為，他們的某些看法並非沒有合理性，也就是說，我們之間還是可以找到某些共通點的。對於具體的個人就更是複雜，處於某個思想派別中的人，總有一些派別傾向不能概括的個人的東西，這是需要仔細辨認的，不能因為反對某個派別，而把其中的個人完全否定。其二，在論戰中，除了要堅持自己的立場、觀點，據理力爭，還要從不同意見者對自己的質疑、辯駁中，學會反省、警戒自己。千萬不要因為反對對方的質疑，而把自己意見中的合理性推到極端，反而失去合理性，落入陷阱。最重要的是，要確認我們前麵所強調的那一點：中國的問題太複雜，我們誰也沒有把握說，自己已經完全找準了中國的病根，我們開出的藥方，就能完全治好中國的病。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有自我質疑，還要認清自我的限度。我因此常常說，我對自己的觀點、意見的態度，是“理直氣不壯”。我所提出的看法，是經過認真研究，嚴肅思考，自有學理根據的，因此我“理直”，在沒有認識自己真有錯誤之前，要堅持自己的觀點、立場；但另一方麵，我又深恐自己的觀點可能會有缺失，會遮蔽某些東西，並深知自己的觀點即使正確，也會有一定限度，因此，我“氣壯”不起來，總要有一點心虛，留有一點自我調節的餘地，一點吸取其他意見的容量，不敢把自己置於“絕對正確，不容置疑，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地位。誰也沒有權利壟斷真理。我們所要做、能做的，隻是追求真理，修正錯誤。這並不會導致相對主義、市儈主義，我們還是要有自己的價值立場，保持彼此爭論、批判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