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最適合堅守的人——讀田帥軍的《這裏,有我!》(1 / 3)

我和田老師的結緣

我和田帥軍老師相識相知已經多年了。大概是二〇一〇年十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自稱“老家在河南,現在在河北一所私立高中教語文的老師”的電話,說想把他的演講詞和文章寄給我“請教”。對來自教學第一線老師的聲音,我自然很感興趣。過了幾天,就讀到了田老師的大作,並且大受感動與啟發,立刻回信表示“我有若獲知音之感”,“你所說的,正是我想向孩子們說的話”,“同時,我也從中發現了你:一個有信仰,有懷疑精神,充滿生命活力的人。其實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人”。這麼說,我們是一見如故了。

後來,我才知道,田老師是因為他的學生常俊曙才知道我的電話,並鼓起勇氣和我通話的。這又是一個動人的故事:田老師因為他的老師的推薦,讀過我的書;以後就在學生中講魯迅時提到我的著作;常俊曙在他的影響下,產生了一個到北大跟著我研究魯迅的“夢想”,於是,就來到北大,一邊當保安,一邊準備應考。但此時我已經退休,他卻抓住在校園裏和我不期而遇的機會,和我作了一次談話,好像也提到了田老師。這樣,我就和他們師生倆相遇了,可以說是因魯迅、北大和語文而結緣吧。後來我們三人有一次長談,話題也集中在這三方麵。

去年,在一次和中學老師的座談會上,我提出要“超越教育談教育”,報紙上就傳說成我要“告別”教育了。消息傳到田老師那裏,他作出了強烈的反應,表示他也要“走”了。我大為不安,趕緊發郵件給他,說“我知道你心中有那麼多的困惑,我又很無奈。但是我的建議是,你應該堅守在中學語文教育的崗位上,繼續你的啟蒙工作。現在中學像你這樣的‘真正的教師’並不多了”。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請您老放心,雖然也的確苦悶、彷徨過,但我是不會輕易放棄中學語文這塊土地的。因為我一直堅信:這裏,需要我,這裏,有我!隻要是有我在的地方,就不會再是死水一潭,它起碼會激起一絲波瀾,綻開幾朵浪花的!”

前不久,田老師又寄來了這本書稿。打開一看,《自序》一開頭就說:“我總覺得應該有人堅守在腳下的這塊陣地上,而我或許就是那個最適合堅守的人。”我眼前為之一亮,心裏滾過一陣熱浪:這真是一位“真正的教師”!我和他,都和中學語文結下了不解之緣,即使想走也走不了啊!

在仔細閱讀全書以後,我就更懂得,他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大有深意的。我們對該書的閱讀與討論,就從這裏開始吧。

“我能扛得住”——絕望之後的堅守

這也是讀了這本書以後才知道的:一九九三年田老師從平頂山師專中文係畢業,先後在汝州市第四職業高中和汝州第二高級中學任教。從一九九九年開始決心進行語文教育改革試驗。從此走上了他的不歸路。第一個試驗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與失敗:他從組建班級小圖書館開始,圍繞引導學生“愛讀書”在課堂教學上也作了一些嚐試,沒想到在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原來語文課這麼有味,語文課還可以這麼上!”影響迅速擴大到全校:有的學生要求自己所在班級也辦讀書社,有的學生開始對他們老師的語文教學方法表示不滿,有的學生禁不住誘惑在別的學科的課堂上讀書,引起了該科老師的氣憤和不滿。這樣,良好的試驗效果反而給田老師帶來了災難。學校領導興師問罪,罪名有四——“目無領導”、“在全校師生中造成極壞影響”、“加重了學生負擔”、“有人懷疑借機貪汙,用盜版書充當正版書”,並勒令立即解散讀書社。在田老師和學生失聲痛哭中,才出生不到三個月的“試驗嬰兒”就此夭折。

但田老師並不氣餒,一年後又開辟周末大講堂,於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向全校師生發表了一篇題為《朋友,讓我們一起走》的演講:“成功與進步永遠都隻鍾情於那些敢於直麵現實而又奮力改造現實的勇士!你們應該承受的就必須承受,你們應該挑戰的就必須挑戰!逃避現實、自欺欺人絕不是你們的選擇!”“該說的話一定要說,該生的氣一定要生!該維護的一定要維護,該否定的一定要否定!妥協中庸不是我們的本色,圓滑世故不是我們的天性!”他的這番話點燃了許多年輕人的心,反應極其強烈,以至多年後還有學生來討要這篇演說,田老師也迅速成為學生“終身難遇”的老師。讀讀該書中收集的田老師和他當年的學生通信,是不能不為之動容的。學生對田老師說,“你的存在使更多的人看到了生命存在的另一種方式,另一種可能性”(《以前的學生趙蘭葉的來信(其三)》),並且回憶說,“想起上學的歲月,總要想起田老師的課堂,那裏有一種‘精神氣’,一種痛快、真切的‘味道’”。田老師回應說:“能夠讓若幹年後的學生在回想上中學的情景時,浮現出一個不滯不凝、自然適性、嬉笑怒罵、灑脫不羈的河南人,一個‘大孩子’,我就欣慰了。”(《給以前的學生徐豔雲的回信》)。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田老師給我的信中抄錄了“新學期第一節語文課”的開場白,那麼,時間應該是二〇一〇年九月,這是一篇題為《自我介紹》的演講,我看其情感之充沛,思想之深刻,是不亞於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那篇“田式演講代表作”的。但其反響卻讓我大吃一驚。田老師告訴我,開始反應依然強烈,但“‘好景不長’,學生的奴性再次一點點地顯現出來,他們已經習慣於傳統的機械訓練的學習方法,對我的‘真語文’的教學模式開始感到不適應。先是有些人懷疑我的方法對直接提高考試成績的有效性,而後是在發現了自己與我倡導、強化的語文素養存在著較大差距之後的怨恨——不是怨恨自己以前不夠努力,也不是怨恨以前的老師和教育體製的誤人子弟,而是怨恨我讓他們現出了尷尬的原形,反襯出了他們自身貧乏的可憐。最後甚至出現了幾個‘受不了了’的同學的直接抵觸。隻要我一上課,他就很痛苦,隻想捂住耳朵,隻想離開教室。看到我全身心愛著的甘願為他們的成長與進步而披肝瀝膽、竭忠盡智的學生這樣對我,我實在無話可說。我沒有抱怨他們,沒有對他們發火,我隻有無盡的悲涼,無盡的憐憫”。這回田老師遇到的不隻是領導的壓製、同行的嫉恨,而是學生的拒絕。

於是,就有了田老師寫的短文:《牢獄》。盡管此文已經收入該書,但因為它對認識當下中國教育以至整個中國社會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性,我還是忍不住要抄錄如下——

有這麼一群人:他們也勤勞,也善良,但更愛做夢。然而終於被人關在了一個無邊的牢獄裏。

一天,來了一個仗義的人,打開了牢獄的門,對他們說:“可憐的弟兄,快走吧,到那自由的地方去!你們應該過上另一種日子。”

他們感到莫名其妙:“‘兄弟’?你到底算我們的什麼人?憑什麼叫我們相信你?哪裏是‘自由的地方’?你能指給我們看看嗎?說什麼我們應該過上‘另一種日子’,‘另一種日子’是什麼日子?有高樓大廈、榮華富貴嗎?”

仗義的人傻眼了,他根本沒有想到會是這樣。他隻好實話實說:“也許……我不能……但是……你們自己可以去尋找啊,走出去,辦法總會有的。”

他們便都憮然得很:既然不過如此,那就再等等吧,說不定我們會……

仗義的人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隻好帶著悲憫而去。

許多天過去了,這群人依然關在他們自己的牢獄裏。

一位學生讀了這這篇《牢獄》,理解了田老師的意思,寫了一篇《解讀》。有意思的是最後的結尾——

一個“優秀學生”打斷了他的話:“既然你改變不了應試教育體製,既然高考會永遠存在下去,那就請你教我們多做題吧。至於什麼思想、文化,什麼讀書、寫作,就等考上了大學以後再說吧。有些事大學教授都管不了,都還是避之不及、掖掖藏藏的呢,我們一個中學生想它又有何用!”

其他人也讚同地鼓掌,將不屑和鄙夷的目光投向了這個老師。

這個老師沒什麼可說了,隻好帶著悲憫而去。

同學們“勝利”了。他們還和以前一樣,一邊抱怨,一邊做題,一邊感歎自己的生活沒有意思,一邊乖乖地做著應試教育的奴隸。

幾年過去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大學畢了業,手裏拿到了金燦燦的文憑。然後是找工作,買房子,談對象。然而,幸福並沒有如期而至。

有時候,他們的眼前會偶爾浮現一個老師的影子,記起他曾經說過的那些話,他稱呼他們為“奴隸”……

我讀著,心一直往下沉。同時思考著: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我特別注意到田老師二〇〇〇年、二〇一〇年兩次演講的不同反響與效果,不禁要追問:這十年間中國教育發生了什麼?應該說,這是和我對中國教育的觀察一致的。這是教育改革忽悠得最厲害的十年,又是教育大滑坡的十年。原因就在二〇〇〇年提出“教育產業化”,根本改變了教育的性質:作為國家的公共服務、公民的基本權利的教育,變成了賺錢、營利的工具;推行的結果,就在教育領域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群體。不僅教育行政部門的官員、校長、老師,以及形形色色的應試教材、教輔,補習班的老板等大吃“應試教育飯”,而且家長,以至學生自己,都希望通過應試跳“龍門”,成為“人上人”。田老師們要挑戰應試教育,無異於要端既得利益群體的飯碗,其遭到放逐,是必然的。從領導的打壓,同事的反對,到學生(包括背後的家長)的拒絕——田老師所親曆的這一過程,正是反映了應試教育及背後的利益關係和邏輯,如何逐步滲透到中國教育的機體,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不再是教育內部的理念、方法的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問題;而要斬斷其中的利益鏈條,就絕不是教育內部所能解決的。我提出要“超越教育而言教育”就是這個意思。

但對田老師這樣的第一線教師來說,他卻必須時時麵對無情的現實,是無法超越的。由此造成的精神困境,在我的感覺裏,是驚心動魄的。在給當年學生、同事(這幾乎是他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的信裏,田老師如此寫道:他們一個個懶洋洋地舔著隻知道吃好、喝好的嘴唇。朝著我嬉皮笑臉、陰陽怪調地說:‘嘿嘿,你算了吧,可憐的熱冰先生(按:“熱冰”是田老師的筆名,這也是極能顯示他的性格、性情的)!我們寧可做一個因不思考而平庸的糊塗鬼,也不願做一個因思考而痛苦的清醒者’。我感到了揪心的疼痛。我掉進了無物之陣,遇上了鬼打牆了。我也是一個最普通的農村的孩子,為什麼我就能完成從小民、草民、臣民、蟻民到公民的蛻變,破繭成蝶,而他們就硬是不能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啊!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理解魯迅先生了!(《給以前的同事劉素霞老師的信》)“在我的身邊,在那些熱鬧、尊敬的背後,其實並沒有幾個人能夠真正地理解我。他們總想找一千零一個理由來懷疑我,拒絕我,他們最常見的思維就是:‘在現在這個社會,哪裏還會有這樣的有愛心的人?眼前的這個老師該不會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偽裝的吧?’對於他們的愚笨和淺薄,我沒有憤怒,隻有深深的悲憫。”(《給以前的學生唐建民的回信》)“社會啊,真是太強大了,它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永遠張著饑餓的大口,想要吞掉一切的亮光”,“它無處不在,有時它與我們的父母、親人有關,有時與我們的老師、先賢有關;有時它就是一條古訓和洋訓;有時它就是我們早已習慣了的規矩和模式”,“我一直都在苦苦地尋找超越黑洞的另一條路,我要與黑洞爭奪我自己”,“不媚俗,不從眾,不被社會同化”。(《給學妹焦旭平的信》)“與黑暗爭奪我自己”,這是一個深刻的命題:一切外在的黑暗都會轉化為內心的黑暗;要戰勝自己心中的鬼氣、毒氣,恰好是最困難的,但又是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