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今年第二次參加秦暉先生的新著座談會：年初的《共同的底線》，這回年末是《南非的啟示》。上一次我是主動參加的，因為確實有話要說；這一次卻有些猶豫，因為我對南非完全不了解。因此我的發言，可能避重就輕，也可以說是借題發揮。
秦暉的書名強調“啟示”，他的序言題目裏也提到“他山之石”，我們就從這裏說起。當前我們正麵臨著“向何處去”的困擾，確實需要尋找“啟示”，也就是“他山之石”。問題是到哪裏去找？流行的思路，是到西方世界，到中國傳統去找，這自然不錯。秦暉卻提醒我們：不要忘了和我們的問題更加接近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金磚國家的經驗。這是非常及時的。我們正應該補這一課。秦暉介紹說，南非在曼德拉領導下，走過了“廢除種族隔離，建立民主南非，實現民族和解”的曆程。今天要討論的，大概主要是南非經驗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啟示。我談兩點感想。
第一，秦暉先生寫這部書顯然是要為南非的民主試驗“辯護”。但他在書的序言裏，卻強調：“為民主辯護不能建立在‘民主浪漫主義’基礎上。真正有說服力的辯護是要在那些指責民主製度的人對民主化過程案例中的負麵現象看得更透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回避這些負麵影響上，才能做出的。”他還說：“用這些負麵的圖景嚇唬人，以否定民主化的努力固然不可取；但是相反的邏輯，即‘既然民主化是正確的，那就什麼代價都不在話下’，這種邏輯肯定也是不對的。這種‘政治正確’的邏輯，恰恰是導致很多轉型失敗的原因。一方麵後人不該被負麵嚇住，另一方麵這些負麵也應該盡可能避免。”秦暉的態度是：“成績要講夠，問題要講透。”在我看來，秦暉的這一態度，是極具啟發性的。我們正麵臨“向何處去”的困惑，並圍繞這一問題，中國思想文化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主義”，而且是幾乎展開了“你死我活”的論爭。為了擺脫這樣的“你死我活”的態勢，我上次在秦暉書的討論會上提出要有一種“理直氣不壯”的態度，現在，我又從秦暉這裏得到啟發，想進一步提出一個問題：所有的“主義”的倡導者們、辯護者們，能不能在為自己的主義辯護的同時，將你的主義的負麵問題，也想得更透一點，說得更透一些？提倡憲政民主的朋友，你們能不能也想一想，說一說它可能隱含著什麼矛盾和困惑？主張“中國社會主義經驗”、“中國道路”、“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朋友，能不能把“中國社會主義”的教訓、“中國道路”的問題、“毛澤東時代”的失誤，想得清楚一點、說得透徹一點，而不要在“盡管……但是……”這樣的邏輯下，一筆輕輕帶過，或者采取“不承認主義”。還有鼓吹“儒家社會主義、儒家憲政主義”的朋友，能不能把儒家思想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方麵，也想得、說得透徹一點？還是秦暉說得好：“把成績講夠，也把問題講透。”隻講成績，不講問題，那就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之嫌。理論的力量在徹底，成績、問題都想夠講透，才是徹底。理論的自信也要建立在這樣的敢於麵對一切事實（有利於自己觀點的事實和不利於自己的事實），敢於麵對一切質疑這一基本立場與態度上。做到這一點，就會“理直氣不壯”，就會冷靜下來，聽取不同意見，從不同於己的“主義”裏也有所吸取。這絕不是折中主義，而是追求真理的應有之義：對探討過程中自己的主張，是應該既堅守又質疑的。秦暉說要警惕“民主浪漫主義”；在我看來，還應該同時警惕“社會主義浪漫主義”、“毛澤東浪漫主義”、“儒家浪漫主義”等等。所謂“浪漫主義”就是將自己信奉的主義理想化、絕對化，就會充滿“政治正確”的激情，狼一樣地撲向不同意自己的人，是會導致獨斷主義、專製主義的，甚至會導向新的殺戮。在這方麵，我們有過許多血的教訓，是應該認真吸取的。（在整理這篇發言時，又想起了我在一九九五年寫的一篇文章《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對曆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對即將結束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文化上的曆史教訓作了一個總結，當時提出了四條，十八年後的今天，我要說的似乎也仍然是這幾條：“一、對一切都采取分析、批判的態度，尤其不要拒絕批判自己；二、不追求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不斷變革，逐漸改善；三、不尋求能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作出每一種選擇時，都同時看到負麵可能存在陷阱；四、拒絕一切獨斷與壟斷，建立多元化的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