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五六年考入北大中文係新聞專業的，一九五八年並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於一九六〇年畢業，被分配到貴州安順衛校任語文教員。這樣，我和該書的作者“北大老五屆”的同學，就有了一種特殊的關係：據該書的《跋》介紹，老五屆包括“理科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五級，文科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級”的同學，那麼，他們都是在我畢業以後入學的，是我的學弟與學妹；他們又在一九六八或一九七〇年被發配到了基層，其中就有到貴州的，而我已經在那裏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這個意義上，我似乎又是他們的先行者。
因此，我讀這本《北大老五屆行跡》，就感到特別親切，不僅引發了許多記憶，還有更多的感慨與感想。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僅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裏被有意無意遺忘的曆史，先後對一九五七年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和一九八〇年北大“校園民主選舉運動”做了專門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時，對北大“文革”前的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這次讀到北大老五屆同學的回憶，我才發現了一個重大的遺漏：“文革”後期北大老五屆作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集體下放，他們也書寫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曆史。而且如書中一位作者所說，他們在北大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校史裏，是起了“承前啟後”作用的（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就我的研究範圍而言，他們上承一九五七年的校園民主運動：不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運動與“五一九”運動有著複雜的關係，而且當年的北大“右派”同學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發配勞改，現在老五屆也以一種“原罪”發配農場和基層改造，盡管彼此處境並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曆程卻是相通的。而正是因為有了底層的經驗與反思，“文革”結束後回到北大，才會有一九八〇年校園競選運動對中國改革問題的大討論。該書編者說，老五屆的“獨特行跡，是北大百年曆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舊年》），這是有充分理由的。盧達甫同學還談道，“我們的曆史學家與文學家、藝術家，似乎都遺忘了老五屆大學生。中國的知青文學鋪天蓋地，老五屆文學幾乎是空白”。這確實是曆史研究、文學書寫必須麵對的一個重大課題，這是一段“不可遺忘的曆史”。現在，北大老五屆的同學回憶當年親身經曆，用“自己描寫自己”的方式，開拓了一個新的曆史研究領域，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我們這些曆史研究者，應該是一個啟示與挑戰。我寫本文，也算是一個回應吧。
所謂“不可遺忘的曆史”，在我的理解裏，應該有三個層麵的意思。
一、不可遺忘的苦難記憶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在當下中國思想界、學術界，有一種刻意美化“文革”曆史的傾向，有人就宣稱，“文革”是中國曆史，甚至世界曆史“最輝煌的一頁”，那些苦難都是知識分子虛構與誇大的，即使有苦難，也是推動曆史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有關知青生活的回憶和文學作品裏，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來描述那段曆史，過分地強調所謂“青春無悔”。這樣對曆史血腥氣的著意遮蔽與抹殺，對在“強迫遺忘”的文化、教育環境裏長大的中國年輕一代的欺騙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後果也是十分嚴重的。因此，今天，當事人說出苦難記憶，說出曆史真相，是具有“拒絕遺忘，抗拒謊言”的現實意義的。
我讀這本書，最感驚心動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憶：四百七十名部隊官兵、八十三名大學生，“十八至二十三歲剛踏進社會的稚嫩青年，在狂熱高壓的政治氛圍裏，為了政治口號而赴湯蹈火”，犧牲了寶貴的生命（白嘉薈：《殤痛牛田洋》）；一九六三年技術物理係的高材生聶永泰，因為被社會所不容，隻能到高山雪原尋求心靈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陳煥然：《一朵溜溜的雲》）；同樣是技術物理係放射化學專業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放到山西汾西礦務局煤礦當“黑煤子”，而且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被視為“從裏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心靈折磨比身體傷害更難忍受”。（李建宇：《我的“黑煤子”生活》）這都是不容掩飾的血的事實。
問題是，這樣從肉體到精神上摧殘人的生命，是當時的一個既定方針政策。老五屆畢業前，有過一場關於分配方針的爭論。有同學提出“分配應該考慮專業對口”的要求，卻被執掌權力的工宣隊斥為“修正主義分配路線”，公開批判說：“什麼專業對口？就是要槍口對炮口，一切專業隻對階級鬥爭這個口！”（陳煥然：《一朵溜溜的雲》）那麼，什麼是當時“階級鬥爭這個口”的需要呢？和我們這裏的討論有關的有兩個需要：其一，“文革”初期為了打擊官僚體係，放出了青年學生這些“小鬼”，讓他們大鬧中華。到了一九六八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開始讓他們回到學校，此即所謂“複課鬧革命”。無奈“小鬼”們野性已成，還留在社會繼續鬧，隻得幹脆把他們全部趕到農村去，讓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農村，再無“聯合造反”的可能。其二是實現民粹主義理想的需要：不僅將農民、農村理想化，更把知識分子視為打擊的對象，因此，不僅號召中學生“上山下鄉”，把大學生發配農村、工廠，而且也把教師、老知識分子都打發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這是一個全麵地、有目的地、有組織地改造知識分子的大戰略、大計劃。該書編者把老五屆和他們的老師都稱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舊年》）是點出了要害的，就是要一舉消除中國知識分子的存在。這是一個完全自覺的反知識、反文化的運動。
這裏，我還想就個人的經驗，作一個補充。前麵說過，我比老五屆的同學要早十年到基層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處，不僅在肉體的傷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靈的控製，把專製的邏輯滲透到你的靈魂深處，在“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成為“萬劫不複的奴才”（魯迅語），久而久之，“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與消滅”，就成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自覺要求。這樣主動地、心甘情願地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殘酷的。因此，我說過：“在我的苦難記憶裏，最不堪回首的一頁，全是關於在外在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叛變，自我人性的扭曲、醜惡，以至變態……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一般壓在我的心上，無時無刻不咬嚼著我的靈魂。”（錢理群：《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