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怎麼能夠隨意、輕率地遺忘！我們年輕時候流行一句話：“忘記，就是背叛。”如果遺忘了這一切，不僅背叛了當年的犧牲者，更背叛了我們自己的青春年華。李建宇同學說得好：我們必須追問“誰之罪”，“希望這種噩夢不要重演”。（《我的“黑煤子”的生活》）這就必須從觀念到體製上進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國民性的弱點，以及我們自己的責任。導致悲劇的觀念、製度不變，悲劇就會重演。要知道：當我們遺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學生的時代”，以至今天的年輕人已經不相信曾經有過這樣的年代，這就意味著那個時代正在回歸。
二、不可遺忘的精神堅守
曆史總是兩麵的：有壓迫，就有反抗；有消滅“臭老九”的險惡用心，“臭老九”也必然堅守自己的知識分子傳統。對於從來就懷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覺。記得我自己在貴州十八年，即使是在三年困難時期與“文革”年代，也從來沒有動搖過對知識的追求和“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讀該書，最感欣慰，也最為感佩的，也是老五屆同學和我一樣的堅定信念和堅守。聶永泰同學之所以讓我們永遠懷念，不僅是因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劇凝結著曆史的血的教訓，更因為他身上那股永遠不改、永不放棄的知識分子的“臭氣”和“傻氣”。他“從不關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關注個人的生存條件”，隻是“執著、亡命地不斷追求”知識，“除了追求學問，他從不妨礙別人，雖然麵對艱苦的環境，仍然毫不消極”。可以說，他是因為這樣的堅守，才被狼，也被社會吞噬的。陳煥仁同學說“他的英魂變成了跑馬山上那朵溜溜的雲，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永遠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雲》）。他更永遠留在我們每一個北大人的心裏。
而且這樣的堅守，不是聶永泰一個人，而是老五屆一代人。像馬雲龍同學，一輩子都堅持“腦袋裏亂想，嘴上亂說”的北大人的“壞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關押了兩年；改革開放以後從事新聞工作，又因為堅持說真話，而“兩次被辭職，一次自動辭職”，始終“不合時宜，不合領導胃口”，卻從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學，被下放到江西一所縣中學，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氣，受到學校“土皇帝”的誣陷，就拍案而起：“陳伯達都敢反了，你這個小小的劉某某算何東西！”不料想，從此與劉某及整個地方獨立王國結仇，在“文革”中被批鬥一千場不說，“文革”結束後，他要報考研究生，也被百般阻撓，他不屈不撓抗爭到底，終於大難不死，逃出虎穴，還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突破重圍》）大多數同學即使沒有什麼“出格”的行為，但如奚學瑤同學所說，雖然曆經磨難，也沒有被社會“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學生時代的正義感、朝氣和銳氣”，到了晚年，“無官無祿”一身輕，“當年豪氣換來兩袖清風，一絲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藝，不竭的創造力，在晚年習武練舞，演奏琵琶，騎車遊遍全國，創造了“輝煌的黃昏”。（馬以釗：《琵琶弦上說相思》、孔繁鍾鑫：《十年磨一劍》）記得我們前後幾代人，都熟知前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關於“如何度過人的一生”的名言；現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後一程的時候，我們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我們也做到了“無悔一生”。（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舊年》）
我還想談談老五屆北大人的這種堅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義。我發現，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於北大師生在校期間對北大傳統的繼承與創造，而較少關注“出校以後”對北大傳統的堅守與發展。其中一個具體原因，就是學生畢業以後，就處於分散的個體狀態，難以有整體的關注與描述。在這個意義上，就顯示出北大老五屆的特殊性：他們是北大曆史上唯一在離開北大以後，依然保持了某種“群體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該書的編者是將老五屆命名為一個“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在“特殊的時代”裏，他們遭遇的“群體性磨難”和群體性堅守，就構成了北京大學曆史上艱苦卓絕的一頁。（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舊年》）在我看來，像聶永泰同學以及其他一些同學的命運與精神，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屆”對北大傳統的堅守和發展，是應該進入北大校史的曆史敘述的。
三、不可遺忘的底層體驗
我在閱讀該書時，特別注意到一個細節：李建宇同學回憶說，他被發配為“黑煤子”，盡管是“閻王”（各級領導）和“小鬼”（積極分子）的“肉中刺”，卻得到了隊裏工人的善待，他們“不大關心政治，不具備有文化的人那麼高的政治覺悟，對偉大領袖沒有表現出那麼多的熱愛，對階級敵人也沒有那麼多的痛恨”，“他們不會落井下石”，“你幹活遇到困難，他們會不聲不響地過來幫你；你身處險境，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搶救你”。正是這些“真誠、善良”的底層民眾幫助他們稱為的“北京家”度過了人生險境。（《我的“黑煤子”生活》）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時所發現的：“無論政治的統治力量多麼強大，在底層的父老鄉親那裏，還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標準，即人們通常所說‘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盡管那時都把知識分子視為“臭老九”，普通礦工還是把李建宇這樣的大學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難”而下放到他們這裏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難人”的民間倫理，用最大的善意對待他。這就意味著，即使是把階級鬥爭發展到極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善待人”的民間倫理仍在底層社會發揮作用，並神奇地保護了體製的“敵人”。在這個意義上，底層社會的民間倫理，就構成了“體製的控製的反力，對體製統治的有效性形成無形的破壞和削減”（錢理群：《活下去，還是不活？——我看紀錄片〈和鳳鳴〉》）。這大概是體製懲罰“末代臭老九”，將他們趕下基層接受“改造”時所未曾料到的。底層為這批老五屆大學生提供了一個接觸與了解底層社會和人民的機會，使他們獲得了新經驗、新體驗、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