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學瑤、張從同學說得好：“歪打正著的是，我們從堂皇的學術殿堂，沉入艱辛的社會底層，與底層民眾零距離接觸，知道了他們所愛、所憎、所願、所求，知道了民間疾苦，與他們交了朋友，從而深層次地了解了中國，了解了人民大眾，變得不那麼書生氣了。”（《韶華如水憶舊年》）這裏談到的底層經驗，對於北大人或許是更為重要的。
盧達甫同學在他的回憶中，提出要“放下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並進一步提出“還是放棄北大的貴族意識，做一個平民，也許活得更快活更充實更輕鬆……”（《老五屆大學生》）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傳統”的問題，引起了我的討論興趣。北大人無疑是有精英意識的，前麵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這樣的精英意識。在我看來，這樣的責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強”的高遠目標、理想，開闊的視野等，都構成了北大精神傳統的重要方麵，也是彌足珍貴的。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樣的北大精英意識也是自有弱點的，主要就是容易將自我懸空，脫離現實，脫離普通民眾，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誌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從空中落到地上，用我這些年經常和在校北大學生交談時的話來說，就是要“認識腳下的土地”，與中國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聯係。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長過程中必須完成的“功課”。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識，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對國情、現實的深刻體認，注入底層理解與關懷，也就是將精英意識與平民意識有機結合起來，達到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李橦同學在回首往事時說得很好，“盡管我後來漂洋過海，到美國當上了假洋鬼子，盡管農村那段教書生涯的細節，我已經逐漸淡忘，但是它對我的影響，已經化入了我的血液，進入我的機體，永遠成為我的一部分”（《我的農村教師生涯》），“命運雖然有時殘酷，但過去的時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給我們許多刻骨的回憶，都是自己的年華，都是財富，都很溫馨”（《我是插隊大學生》）。——他應該是說出了北大老五屆同學的共同感受。
這裏需要專門說說剛剛離世的劉蓓蓓同學的經驗，也算是對她的在天之靈的一個紀念吧。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劉蓓蓓還在農村中學教書，看到《人民文學》上新發表的劉心武的《班主任》，從中讀出了文學的，也是曆史的新時期來臨的信息，立即寫了評價文章，發表後，一時“洛陽紙貴”，因此有人說她“引領了傷痕文學的潮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劉蓓蓓是北大老五屆的第一個“歸來者”。當時就有人猜測她是“通天的高幹子弟”，才有如此的膽識。劉蓓蓓在回憶文章裏，對此發出了無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對社會弊病和民間疾苦沒有切膚之痛，大概也寫不出哪怕像我那樣一篇沒有多少學術性、也就是篇讀後感類的小文來！我不過是傻大膽，說出了別人想說但不敢說的話。這‘傻’來自於使命感和責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離開未名湖的日子》）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像劉蓓蓓這樣的北大老五屆，既堅守了北大的傳統（“通病”），又有了底層經驗和體驗，對中國問題有了切膚之痛，就能夠做到“通天立地”，這也就標示著北大人的真正成熟。這是此後許多北大老五屆同學能夠作出特殊貢獻的秘密所在。許多人功成名就以後，一定要回到當年生活的基層尋根（劉慶華：《借得春風好揚帆——記在攀枝花工作過的北大清華校友》），原因也在於此。
這也涉及一個重要問題：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首先，我們需要小心地將這一命題和民粹主義區分開來。這絕不意味著對苦難的美化，我們在前文已經說得很清楚，苦難本身就是對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它是不會自然就成為“精神資源”的。相反，在現實生活裏，大量存在的事實，是許多人都被苦難所壓垮，毀了一生——這人為的苦難的罪惡，是永遠不能原諒、不容遮蔽的。隻有人們走出了苦難，才有可能將其轉化為精神資源。所說的“走出”，應該有兩個含意。在前文引述的《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的文章裏，我曾經提出，首先要正視苦難，正視苦難造成的精神創傷。包括前文說到的，在苦難中的精神自傷，知恥而自悔，才能走出奴隸狀態，獲得對曆史、社會、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後，還要超越一己的苦難，進行曆史的反思，追問造成苦難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觀念的失誤，體製的弊端。這樣，才能真正吸取曆史的經驗教訓，苦難也就轉化成了資源。
這裏，我還想補充一點，就是要正確對待自己發配期間的底層生活。將其簡單地視為不堪回首的過去，逃離了就永不回歸，這樣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應該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輕易地將或深或淺、或多或少的底層經驗全部忘卻，把已經建立的和底層的生活與精神聯係完全斬斷，這就會失去了使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的機會，是十分可惜的。我在總結自己的一生時，最感欣慰的就是在離開貴州以後，幾十年來，一直把貴州視為“第二故鄉”，保持密切聯係，從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學”與“貴州”兩個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於頂層與基層、中心和邊緣、精英和草根之間，形成了良性的互動。而且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擊、陷入困境時，都到貴州去尋求支持，吸取力量，獲得精神庇護——那是我真正的“根”之所在。我也經常把自己的這一人生經驗，告訴今天的北大學子和其他學校的大學生，也都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響。在該書裏，很多同學都談到，曆經苦難的北大老五屆學子，應該把自己的經驗教訓“留給母校，留給後人，留給曆史”。這大概就是我們最後的曆史責任吧。這或許也是該書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