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堅持“士人文化”。林先生一再引述顧炎武的那句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再提到的魯仲連“不帝秦”，大概就是他要堅守“士人文化”的集中體現。這其實就是前麵講的“要說話”，過問天下大事，和帝王思想相對抗。這在當下中國，可能是一個“高線”，一般人難以做到。我覺得還有一個“底線”，就是“不說話”。你不允許我說話，我就沉默，不跟你玩了，行不行？但好像也不行。魯迅就說過，權力的執掌者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是八個字：一“同意”——他提出什麼“思想”，要你表態：一致擁護、歡呼等等。二“解釋”——要求利用你的專業知識進行解釋，論證那些思想如何科學、正確，具有“曆史意義”，盡量把它說圓了，說得“偉大”了。三“宣傳”，利用一切手段，大講特講，一直到“打入每一個人的頭腦”。最後就成了“演戲”，誰也不當回事了，但也仍然要演下去。可悲的是，我們許多知識分子，一方麵像前麵說的，不讀書，不思考，不胡說八道，甘當順民；另一方麵又像這裏說的，主動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同意與解釋”，“宣傳和做戲”……這真的是“斯文掃地”，距離士人文化傳統十萬八千裏了。
三是回到民間社會。林先生強調，士人文化的基礎在“廣大的農村”，在那些“識字的自耕農”中間。他說，那是一個巨大的“山體”，“基礎更像高原”。那應該是我們的根之所在。我理解就是要回到我們腳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文化與鄉親們那裏去。這樣，我們就能像林先生所說的，“走向平實，走向具體，關注個體和個性尊嚴，關注生命自身，及其生存條件，不搞花裏胡哨的東西，玄而又玄的東西”。在我看來，林先生就是這樣一位立足於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民間思想家，他的存在本身，他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種力量。正像林先生所說，“不管怎麼說，中國沒有亡，中國文化沒有亡，儒家經典還在，仁學還在，漢語漢字還在，士君子並沒有死光”，中國的希望在這裏，在這裏。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