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稱“宅男”，整天“宅”在家裏，讀書，寫作，很少出來開會。今天來這裏，一是要向林鵬先生表示敬意，二是因為和山西的情緣。我的導師王瑤先先生就是山西人；我自己也在大學二年級即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搞教育革命時，到山西礦山機械廠勞動，辦工廠小報，結識了許多工人師傅，一九六九年寫畢業論文作調查，又來到山西平遙，可以說山西在我的青年時代是留下了印記的。八十年代以來和山西學術界、教育界，多有來往，這些年和山西的作家陳為人、畢星星，以及《名作欣賞》的朋友，也不斷有接觸。編輯部的幾位先生約我來開會，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但我初讀了林鵬先生的大作，就覺得自己有些冒失。我發現，林先生有四大優勢，都是我所沒有的。林先生有豐富的革命經曆，我沒有；林先生飽讀古書，我的古代文化修養卻顯然不足——當年王瑤先生就指出我的三大不足，一不懂外文（這一點林先生大概和我一樣），二古代文化不熟，三文字不漂亮。林先生是著名書法家，我的字卻特別爛，根本拿不出手；林先生還是寫文章的好手，他的文字簡約而有味兒，我文章寫得長，而且沒有文采。此外，我在一些問題上和林先生看法也不一樣，比如他說魯迅是“大極左，小作家”，我就不同意；他讚賞中國漢字之美，這一點我讚同，但他主張“一切語文教育當以古典文學為主，輔之以古典的白話文，廢棄五四以後的無聊的蹩腳的歐化白話文”，這也和我的語文教育觀大不相同。這樣，我就真的不知怎麼說好了。
但仔細讀完林先生的著作，我又發現了我們之間有更多的相同處，我確實有話可說，要說。
林先生說他“年輕時候有點傻，年老了有點愣”。讀到這裏，我笑了：這不是我自己的寫照嗎？就像林先生說的那樣，我們年輕時，“在蒙蔽中生活著，掙紮著，最不可思議的是以此為樂，豈不哀哉”。我們是到晚年才覺悟的，一旦覺悟，就變“愣”了，成了“愣頭青”。林先生說得好，我們“一步步地過來，又一步步地思考過去”，同時讀書，還要寫出來，就成了“胡說八道老來風”。這一點，就有點特別。有許多也是一路走來的老人，甚至還有些並沒有走過當年路的中年、青年人，他們或者被整怕了，或者是看透了，就不讀書，不思考，尤其是不胡說八道了。這“三不”，也許就是製造“太平盛世”的需要。因此，在當局看來，我們這樣的“老來風”不安分守己，就是“不安定因素”。而一些朋友則認為我們“想不開”。我也因此想起了我的導師王瑤先生說的話：“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但這樣明知白說也要說的態度，就很難被理解，不免有寂寞之感。讀林先生書，就有相濡以沫的感覺。這是我要感激林先生的。
貫穿林先生全書的三大觀點，也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
一是警惕“帝王思想”。林先生說：“帝王思想以及帝王文化，兩千年來占著統治地位。它深入人心，深到骨髓。”我要補充一句：它至今猶存。我們一些知識分子把所謂“中國經驗”總結為“集權為民”，老百姓也總是盼望著有一個“好皇帝”。林先生還一再引用章太炎的話——“帝王思想，人皆有之”，提醒我們注意知識分子，以至老百姓中的帝王思想。就像林先生描述的那樣，有些人“看到不同意見就大發雷霆，必欲滅之而後已”，“遇到問題。考慮解決它的時候，總要首先想到政權的強大力量。我們的語音也是‘我們要’、‘一定要’，‘必須要’。要求立法再立法，嚴懲再嚴懲”，這都是帝王思想。林先生說：“有空戰鬥，沒空兒讀書，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老習慣了，沒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