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十月，上海一家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舉辦“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的問卷調查，有一千九百多人參與。兩個月後公布結果，孫中山以一千三百一十五票名列第一。當時，他正處於逆境之中，在上海蟄居讀書，並不是政治舞台上風光八麵的權勢人物。那個年代，從北到南都是軍閥當道，有實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張作霖、布販出身的曹錕、秀才出身的吳佩孚這些人，他們有槍杆、有地盤。民意調查至少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孫中山當年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他沒有權勢，但他曆經艱辛、參與締造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他有主張，有藍圖，有熱忱，不斷地為中國尋找出路。民眾對他的敬意完全是發自內心的。
孫中山骨子裏是一位理想家，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麼憂鬱，為他深愛著的老大民族苦心焦慮、憂心忡忡、日夜不安。他的目光又總是超越眼前短暫的成敗得失，著眼於長遠的未來，正是這樣的遠見使他不計一時成敗，屢仆屢起，坦然麵對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險象環生的政治環境中保持平常的心態。在他身後，幾乎受到了各種不同立場的人一致尊敬和交口讚譽。在近代以來的政治人物中，這簡直是個異數。在激蕩曲折、錯綜複雜的中國近代史上，即便是那些心懷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軍閥，往往也不是選擇公開與他對立的姿態，甚而在表麵上認同他的觀點。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過了他所擁有的實際力量，他的精神氣質完全超越了自古以來宮廷或官場上那些圓熟的權勢人物，也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王朝末世的造反者、革命者，他是近代的人物，普世文明已經在他的身上發芽、生根，他不僅僅屬於他所熱愛的中國，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
孫中山對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是不容置疑的，針對內憂外患、百病叢生、滿目瘡痍的現實，他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極富概括力的說法，如此準確，如此簡明。這三個詞幾乎抓住了中國問題的內核，這是他外察世界潮流，內顧中國實情，深思熟慮的結晶。他親手製定的《實業計劃》《建國大綱》等也都代表了那個時代對於中國深具前瞻性的認識，那不僅是通向現代化的具體方案，也是鼓舞人心的理想。僅僅這一些，就使他站得比同時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時代的人遠。難怪在他活著的時代，他不靠權勢，不仗一兵一卒，就在公眾的問卷調查中“一覽眾山小”。這一點，他本人大概也會感到欣慰。
確實，孫中山是個理想型而不是行動型的領袖人物，同盟會內部就有“孫氏理想，黃（興）氏實行”的說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缺乏行動的熱忱，或者行動的能力。他的一生都在行動、實踐、奔波，但他更擅長思考、演說，激勵同伴，行動並不是他的強項。民國在亞洲地平線上破土而出，當然不應該歸功於他個人，盡管與他火一樣熾熱的理想，與他長期不斷的革命實踐也是分不開的。沒有他這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生命，一切都將是另一番樣子。
孫中山不是完人，他有缺點、有脾氣、有失誤。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他的性格中有天真的一麵，有固執的一麵，有看上去不成熟的一麵。當清廷退位，袁世凱接替他出任總統，他認為民國成立、南北統一，民族、民權兩大問題已經解決，以後的重心就是民生問題，所以要退出政治舞台，去從事鐵路建設，其中就不無天真。說他固執，在清朝垮台前的漫長流亡歲月中，或者民國以後的十幾年間，他不停地為理想而奮鬥，敗而不餒，與他的這種性格特征應該也有關係。也因為如此，他有時特別堅信自己的絕對正確，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勸告。“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的武裝行動失敗，他再度亡命日本，決意重組秘密的中華革命黨，要黨員以服從黨魁命令為唯一要件，不僅要宣誓立約，而且要摁指模。與他並肩奮鬥多年的黃興拒絕接受這樣的做法，力勸無效，隻有黯然離開日本。與傳統的政治領袖不同，他不很擅長協調革命陣營內部複雜的人際關係，所以在同盟會時期，與陶成章、章太炎等人有過緊張的衝突。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政治標準，他看上去是那麼不成熟，不會玩權謀，不是長袖善舞之輩，總是公開地表達自己的理想，可是，他和曆代帝王，和那些久經宦海浮沉、老謀深算的達官貴人的區別也正是這裏，否則他就不是孫中山了。在民國成立以後的許多重大決策和戰略安排上，他有過不少失誤，他沒有能很好地抓住空前的機遇，以最恰當的方式推動這次史無前例的製度轉型，袁偉時等史家已經直麵這些問題。今天，包括他留下的教訓、遺憾在內，都已成為珍貴的曆史遺產，可以成為後人反思曆史的新起點。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任上，毅然放棄權位，實現承諾，辭去這一最高職務。這一壯舉，放在中國曆史上乃是前無古人的，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給予怎麼樣高的評價都不會過分，尤其考慮到這一幕發生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這一幕，他就足以傲然屹立在曆史的天空下。作為一個深刻影響了曆史進程的政治領袖，他一生的道路選擇極為複雜，他的性格、處世也有可議之處，不能作簡單化的評判，但沒有人能否認他的重要性和他給近代以來的中國曆史打上的個人印記。本文著眼的是他一生所讀的書，其中可窺見他的思想資源，或者說孫中山何以成為孫中山的重要原由。
一、讀書和“革命學”
“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是孫中山一生的信條之一。他曾對日本友人說過，“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生活。”自香港西醫書院完成學業以來，哪怕是在顛沛流離的流亡歲月，或者政務繁忙的從政時期，他也不忘讀書，可以說，讀書伴隨著他一輩子，尤其革命受挫之際，讀書更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他認為，如果一個人不讀書便會跟不上時代，變成一個落伍者。
從一八九五年第一次經過日本以來，孫中山至少到過日本十五、六次，總計在日本居留的時間大約有十來年。在日本誌士宮崎滔天夫人宮崎槌子的印象中，孫中山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有空暇，就是看書。有一次，他在宮崎家住了十天，幾乎把他們家的全部藏書都看了一遍，並說：“這裏的書我都喜歡看。臨行，他還用柳條箱子裝了滿滿的一箱書帶走。宮崎夫人回憶，一九〇五年夏天，孫中山在日本橫濱，常去東京和宮崎滔天見麵，每次到他們家來，一有空總是從隨身帶的皮箱中拿出書來讀，讀的書當中最多的是英文書，內容有政治、經濟的，也有哲學的。他還因為讀書而得罪過人。一次，他正在他們家走廊上看書，宮崎的鄉親勝木夫婦聽說他是中國著名的革命領袖，主動和他攀談，他當時看書看得正入神，隻是隨便答應了幾聲，眼睛都沒有離開書。勝木誤以為他傲慢不理人，用當地方言大聲說：這像什麼話！聽說孫文是個豪傑，怎麼這樣簡慢人？”
一九〇一年，美國《展望》雜誌通訊員林奇在日本橫濱訪問孫中山之後，在三月二十三日發表的一篇報道說，他當時住的小木屋裏擺滿了英文、法文的書籍和刊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曆史、軍事等方麵。林奇特別注意到其中有許多英文的軍事學著作。
在中華民國誕生之前十六年的流亡生涯中，孫中山曾多次到南洋，足跡遍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地，那裏的華僑是他重要的支持力量，其中往來最多的是新加坡。據很早參加同盟會、擔任當地分會副會長的華僑張永福回憶，孫中山平時比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著樂觀的態度，喜歡讀書，讀書時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讀後一定放回原處。孫中山喜歡買書，尤其是地理、曆史、經濟、政治、哲學和中國古籍。孫中山對中國地圖爛熟於胸，隨時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對於各國陸軍組織法及有關書籍，海軍海艦圖等，價錢雖高，也一定要買下來，熟讀到差不多可以背誦。每次買了新書一定要用紙包上一層書皮，保護起來。他的書籍分類擺放，整整齊齊，毫不混亂。就是讀報他也有自己的習慣，先讀專電，然後按順序讀下來，從不亂翻，讀完仍然折疊好，不隨手亂扔，如果同時有多份報紙，也是如此。
值得我們留意的還有，孫中山不喜歡小說雜著，張永福從未見他在讀無益的書。他也不嗜好美術圖畫，對於故事圖畫最多偶爾翻翻而已；對於絲竹音樂沒有嗜好，從未聽見他唱過歌，也未見他吟誦中外的詩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除了書，常常隻有一副象棋。這些回憶，使我們可以知道孫中山讀書的偏好，他對純粹消閑式的閱讀沒有興趣，他的讀書也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性質。早在一八九七年，他與宮崎滔天筆談時就說自己不能為詩，“蓋無風流天性也”。（轉引自張篤勤著《孫中山讀書生涯》，第八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