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邵飄萍殉難八十年後，一部磚頭般的大書《亂世飄萍：邵飄萍和他的時代》（散木著，南方日報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九月版）悄然問世，大概是對這位生於亂世、死於亂世的一代報人最好的紀念。八十年的時光不算短，幾代人的時間過去了，人們仍記得邵飄萍慘遭殺戮的那個日子，記得他從容赴死的一幕，當然更忘不了他在報業史上四射的光華。同時代的報人胡政之在他遇難第五天曾寫下一篇《哀飄萍》，對這位文采斐然、才氣煥發、具有采訪天才的新聞同業充滿悲傷，認為這是民國以來新聞界空前的慘事。那一年，邵飄萍隻有四十歲，正處在新聞事業的巔峰狀態，他手創的《京報》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輿論的重鎮，受到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各界讀者的喜愛，當然也受到強勢集團的側目。轉眼八十年過去了，當我們再次回望新聞史上永遠傷痛的天橋時，仍然會有強烈的在場感，仿佛邵飄萍一直沒有離開，一直在我們的身邊，邵飄萍赴義的那個清晨仿佛與我們近在咫尺。對他而言，這是幸還是不幸？
邵飄萍不幸生在一個動蕩的亂世，軍閥混戰，政局詭譎，有槍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國徒有國會、總統、憲法，卻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槍杆子麵前脆弱得不堪一擊。自從辛亥革命那年開始新聞生涯，十五年間，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險，下獄、流亡、封報、流言的誹謗、權勢的恫嚇……這一切他都曾一一飽嚐。
從杭州《漢民日報》到《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再到獨立創辦《京報》，他一路走來並不是一帆風順，路上並不是鋪滿了玫瑰花，而是有荊棘、有坎坷，年輕的邵飄萍正是在不平坦中顯示出了活力。他是新聞的全才，對采訪更是有無與倫比的天才，這一點隻有黃遠生可以和他相提並論，連報業巨人胡政之、張季鸞都自歎不如。他的評論也往往是一針見血，鋒利無比，他之所以為有權勢者所嫉恨，就是因為他那支不饒人的筆。他始終熱切地關懷社會，站在一個報人的角色推動社會進步，對當時的醜惡現象，對形形色色的軍閥、政客、無恥議員都進行了毫無顧忌的批評、嘲諷和鞭撻；他不太喜歡用曲筆，他的針砭往往是直截了當的，這是新聞這種文體本身決定的。難怪手握槍杆子的軍閥對他恨之入骨，非殺之而後快。
他的聲音穿透了時代的黑幕，借助當時最有影響的那些報紙將時代公諸陽光之下。他的通訊、時評因此成為一個可憎時代的有力見證，他本人因此屢遭迫害。先是民國初年，他在杭州，因為直言不諱而得罪當地的權貴，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評袁世凱而被捕，他在獄中過了九個多月，獲釋後隻能東渡日本避禍，時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年“五四”浪潮過後不久，因為公開批評當權的“安福係”，他遭到通緝，創辦不足一年的《京報》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後因政局變化才得以複刊）。等到“三一八”慘案後，奉係張作霖兵臨北京城下，他麵臨的是難以回避的血光之災，幾路軍閥已合謀將他——這個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送上刑場。他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但他並不後悔，他就義時是麵含笑容的。這一天的來臨對他也許並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絕過張作霖的三十萬元支票；更早的時候，他還拒絕過袁世凱十萬大洋的收買。他的夫人祝文秀回憶，當時曾勸他不要在《京報》過多地得罪張作霖的勢力，以免遭到不測。他坦然回答：“張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講，沒人敢談；就是槍斃我，我也要講！”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響的女記者法拉奇去世，國內許多媒體紛紛報道了這個消息，有些新聞從業者不約而同地談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關鍵在於她作為記者的獨立性，這是值得中國同業學習的。其實，這種獨立性在我們本國的新聞傳統中照樣存在，黃遠生、邵飄萍等人的采訪報道就是有力的證明，他們留下的文字幾乎可以當作信史來看。追根究底，就在於他們堅持了新聞的獨立性，而沒有依附於當時的不同勢力和利益。他們的不幸下場都是因為不願向強權屈服，都是因為忠實地守護了新聞記者、報人的獨立選擇。在新聞自由還沒有製度性保障的年頭，他們的選擇注定了他們的命運，這不僅是他們的不幸。
邵飄萍有幸生在一個社會轉型的時期，那是一個王綱解紐、天下未重新定於一的亂世。延續了幾千年的集權專製解體了，辛亥革命將皇帝從紫禁城的寶座上拉了下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破土而出，古老社會暫時獲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夾縫中喘一口氣的機會，大學、報紙、書局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間。從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他有幸遇到了一個個重大的曆史事件，這裏有滾燙的理想、有青年的熱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對普世文明的真誠向往……也隻有在這樣一個時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聞的大舞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華，赤手空拳辦起自己的報紙，並影響了一個時代。可以肯定地說，那是一個不穩定的亂世，一個充滿不安的時代，但是包括邵飄萍在內的許多人還可以在一個沒有路的地方堅持找路，在沒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尋自由、實踐自由的快樂，在風險莫測的時局中保持自己獨立的人生抉擇，賦予自己的人生以意義。換句話說，即使有性命之憂，有流血的危險，但他們還可以努力、可以奮鬥，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發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