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看得見的東西，一滴墨水像露珠滴在思想之上它使無數人展開了思維的翅膀。”
這是一九一五年二月胡適在留學劄記中記下的一句話，來自拜倫的長詩《唐璜》。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日，當他在報紙上得知梁啟超結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涯回國時，在日記中寫道：“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1]
到一九二九年梁啟超去世，他的看法也是如此，他送去的挽聯說：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他對梁啟超的評價，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用來評價他自己。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以來開始語言的革新，不僅在語言表述形式上有很大的改變，而且提出了一係列新的價值，引入了許多新的概念。“新民說”就是他的創見，其文字也被稱為“新民體”，胡適少年時代深受梁的影響，並沿著梁開啟的道路往前走，在語言形式和思想觀念上都有了實質性的突破。如果說梁啟超代表了戊戌到辛亥那個時代，胡適代表的就是“五四”時代，眾所周知，他以倡導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登上中國思想界的大舞台。
白話還是文言，確實不僅是一個語言的問題，語言的背後是表述習慣，是思維方式，也是政治話語方式，是關係到整個社會日常生活的問題。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答讀者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現今大總統和國務總理的通電都是用駢體文做的；就是豆腐店裏寫一封拜年信，也必須用“桃符獻瑞，梅萼呈祥，遙知福履綏和，定卜籌祺迪吉”……等等刻板文字。我們若教學生“一律做白話文字”，他們畢業之後，不但不配當“府院”的秘書，還不配當豆腐店的掌櫃呢！[2]
這就是當時的現實。
所以，自“五四”以來他就一直呼籲政府公文全部要用白話。黎元洪做總統，擅長駢體文的饒漢祥專門起草文件，胡適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的《努力周報》批評：“黎元洪的魚電，滔滔三千多字，說的隻是兩三句話，並且連這兩三句話都說不清楚，竟鬧出笑話來，幾乎下不得台。這件小故事應該使黎元洪得一個教訓。饒漢祥一派的濫調文章可以少做做了！有話何不老實說？何必繞大彎子？何必做濫調文章？何必糟蹋許多電報生與讀者？饒漢祥可以歇歇了！”同年九月八日，蔡元培邀請湯爾和、蔣夢麟、陶孟和、胡適吃飯。當時湯即將就任教育總長，胡適半開玩笑地對湯說：“我們不久要送一個議案到教育部，請教育部把一切公文都改用國語，並加標點符號（此為我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提案）。這件事，你（爾和）若肯行，我來幫你做一個[月]的秘書，何如？”九月二十二日，湯就任，要在第二天的國務會議上提名他為秘書。他因開學太忙，走不開，希望暫緩。[3]最後當然沒有去。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努力周報》二十一期發表的短評《這一周》，開篇就是建議教育部率先把一切公文改成國語，並加標點符號，給全國做個榜樣。這是當年八月“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年會上的一個議案，他希望湯早日批準施行。他說：“標點符號案是教育部頒布的，小學改用國語案也是教育部頒布的。教育部既然正式提倡標點符號，既然正式提倡國語，豈可至今還不肯用國語和標點來做公文嗎？況且法令的第一要件是要明白無疑。凡是可以使公文格外明白無疑的，都應該采用。……還有一層，中國的公文裏，保存著無數古代階級政治的遺形物，最不合今日民主共和國的精神。若一律改用白話，不但虛偽的文句可以掃空，階級觀念的根株也就可以一齊掘倒了。所以我們主張中華民國的法律公文應該一律改用白話，一律分段，一律加上新式標點符號；教育部既然正式提倡國語與標點符號，這個改革應該從教育部做起。”[3]
一九二八年，他給學生羅家倫（誌希）寫信：
前天聽說你把泉幣司改為錢幣司，我很高興。我因此想，你現在政府裏，何不趁此大改革的機會，提議由政府規定以後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條約，都須用國語，並須加標點、分段？
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實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羅誌希尚不能提議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
他以為吳稚暉、蔡元培、蔣介石、胡漢民等人都會讚成此事，等來的卻是失望。[5]
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他在平津鐵路局演講時還在呼籲：“現在白話雖然已經相當普遍，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是用文言，希望今後白話能普及到任何方麵。如各機關來往的公文，也要用白話。”[6]
政府公文的習慣是最難改變的，這一點他也很清楚，因此他主張由提倡新文學來推動白話文，“要先造成一些有價值的國語文學，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然後可望改革的普及。”[7]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借助“五四”運動的浪潮，白話文的推廣有一日千裏之勢，一九一九年前後全國出現的大大小小四百種以上學生刊物，絕大部分都是使用白話文的。更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教育部頒發十二號訓令，同意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關於推廣國語，以消除文、言分歧，以期言、文一致的建議，令各省教育廳、京師學務處，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這年七月，商務出版的“新法國語教科書”不單國語，也不止一二年級，而是所有年級都用語體文，還加上了新式標點，生字加注音字母。
盡管當時文言教科書沒有完全退出，相隔十年後，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九日，胡適還在日記裏粘貼了當天的一則剪報《小學校一律采用語體文》，教育部編審處通令小學不用文言教科書，一律采用語體文。同時通令初中教科書的編輯也多采取語體文。
從新的語言表述形式來說，白話文與標點符號是不可分割、融合在一起的。一九一五年八月二日，胡適為《科學》雜誌寫《論句讀及文字符號》萬言文，對標點符號等做了很細密的思考。最早采用新式標點符號的就是《科學》雜誌，之後，《新青年》《太平洋》《新潮》《每周評論》《北京法政學報》等刊物都采用了新式標點，北大出版的“大學叢書”、月刊，也多用標點，乃至老牌《東方雜誌》也有全用標點的文章。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胡適與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朱希祖、馬裕藻等北大教授向教育部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希望教育部把這幾種標點符號頒行全國，學校、報館、印刷所、書店都采用，以省讀書人的腦力，以謀教育的普及。這個議案作為教育部一九二〇年二月的訓令第五十三號公布。[8]
胡適對白話文的提倡也沒有止步於《新青年》時期，他在以後的歲月裏對於白話文，乃至新式標點仍處處留心。同為《我們的政治主張》十六個簽署人之一的羅文幹和王寵惠都是反對白話文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羅發憤做了一篇約六千字的白話文，胡適將此事記在當天的日記裏。一九二九年，他在《新月》發表批評國民黨侵犯人權的文章，商務印書館元老、清末翰林出身的張元濟大為讚賞，給他寫了一封白話信，他在回信中的激動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今天第一次得讀先生的白話信，歡喜極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他在北平豐澤園吃飯，看到廁所的這則告白：“諸君：維持清潔，請溺桶內。”他感歎：“十個字用三種標點符號，皆不錯！此豈北京文化之表現乎？”[9]也在日記中記下。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他為當時影響最大的民間報紙《大公報》執筆寫下的第一篇“星期論文”，就是《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其中說到“今天[五日]晚報的福州專電說，福州的人民政府已把一切公文都改用白話加標點符號了。這是自然的趨勢，遲早總會全國實行的。我們睜眼看看世界，今天還有一個文明國家的公文報紙用死文字的嗎？”[10]之後，張季鸞主持筆政的《大公報》從社評到新聞報道漸漸變成了白話。
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因傅作義將軍的委托，他為懷柔抗戰中陣亡將士公墓書寫碑文，首次嚐試用白話寫這類文字，連銘也是白話的。一年後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的日記中他說，“這是第一塊白話碑文用全副新式標點符號分段寫刻的，所以拓本流傳全國。”[11]
他不僅倡導白話代替文言，使用新式標點，而且讚同簡化繁體字。當大陸上批胡運動如火如荼時，也正在推行文字改革，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說，每次一張“簡字表”一出，胡適立即叫他送去，“每張他都仔細看過。認真評閱之後，總是稱讚不置，心平氣和，言出由衷”。[12]
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通行的語言，胡適的提倡之功尤不可沒。魯迅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寫信給胡適說：“但白話的生長，總當以《新青年》主張以後為大關鍵”。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王雲五給胡適來信，“我和夢旦的意見，都很望你能為白話文多做些提倡的工夫。我覺得這件事對於中國前途的貢獻更大。我的七歲小孩現在已能寫短信，我的十一歲小孩已經在初中第二年了，這不是白話文的功嗎？”[13]
一九二七年，當胡適來到闊別十年的美國時，美國的報刊上如此地讚美他：“他勇敢地推進了中國的白話文（一種為人們所不齒的口語）運動，他對中國的貢獻可以與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為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打開了文化教育的大門。而這些人在過去是永遠不可能掌握複雜的古漢語的。他號召國人用他們的口頭語言來寫作，認為用白話文創作的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價值和生命力。”[14]
很多年後，胡適在向唐德剛口述生平時講到，“前些年[美國的]《展望雜誌》（Look）選出我為全世界一百名聞人之一。……他們選我的原因，是我曾經替中國發明了一種新語言。這一項榮譽，世界不論任何人——男人或女人，都不能承當。我沒有替中國發明一種語言，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人曾經替任何國家‘發明’過一種語言。”[15]他接著說“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比宗教更為保守。”
早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他為錢玄同編的《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寫的“卷頭言”中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深信語言是一種極守舊的東西，語言文字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16]